最近美國【財星】﹙Fortune﹚雜誌連續發表了兩篇文章，報導關於中國大陸侵犯知識產權的問題。這並非什麼大新聞，可是那兩位作者的觀點，卻大有商榷餘地。他們都將這法律和經濟問題，歸究於中國文化的劣根性。

其中一位名叫李察．畢哈﹙Richard Behar﹚的作者，指出中國大陸市場充斥冒牌貨，包括電腦軟件、汽車零件、衛生用品、食物、藥物……，畢哈從文化角度去分析這問題：「﹙中國人﹚抄襲的傾向是一個文化問題，如果說一個人模仿別人是最高形式的恭維，那麼中國二千年來就是一個抄襲聖地，盜版已經深入人心，中國人不認為盜版構成什麼損害，至少翻版不會與偷竊財物相提並論。」

另一位名為班梅娜．也高﹙Pamela Yatsko﹚的評論員，報導關於北歐傢俱被冒牌貨搶奪中國市場，她認為：「抄襲在中國源遠流長，抄襲者沒有被扣上不光彩的帽子，在中國歷史裡面，文人、藝術家抄襲大師的經典之作，被當為一種藝術形式，很多個世紀以來，中國老師鼓勵學生不要太急於創作，而是準確地仿傚老師的東西。」

驟耳聽來，以上所說好像很有道理，一些中文老師常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唐代古文大家韓愈也說：「非兩漢三代之書不敢看，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無可否認，中國文化有因循、傾向模仿的一面。可是，中國文化也有追求獨創的一面，例如西漢歷史學家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中國文學由詩經、楚辭、漢代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戲劇，以至白話文、現代詩，不是表現出承先啟後、追求突破的創作力嗎？

將盜版問題扯上中國文化特質，未免有點牽強，因循和傾向模仿，是所有古代文化的共同特性，而不是中國文化獨有的問題。以西方文化為例，在十七世紀之前，西方人一直奉亞里斯多德的科學為金科玉律，很多學者只是陳陳相因，為亞里斯多德的系統做註釋，西方科學開始突破，是在哥白尼、伽里略提出地球繞日說，和牛頓提出萬有引力、七色光譜、發明微積分之後。在阿拉伯世界，回教國家很早已經翻譯了大量希臘哲學和科學著作，可是阿拉伯學者也只是在希臘經典文化中打轉，沒有什麼驚世創作。

無疑，盜版問題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華人社會都較其他國家地區嚴重，可是，西方社會的吸毒、酗酒、性濫交、未婚懷孕、離婚……等問題，都比東方社會嚴重，但我從來沒有看見任何評論，將那些社會問題追究到幾千年來的西方文化，從來沒有作者這樣寫：「放縱是一個文化問題，假若說一個人追求個性解放是最高形式的恭維，那麼歐洲和美國就是自由聖地，吸毒、醉酒、性解放已經深入人心，西方人不認為這樣構成什麼損害，個性解放在西方源遠流長，放任者沒有被貼上不榮譽的標籤，在西方歷史裡面，不少文人、藝術家都吸毒、醉酒，並且風流成性。」

假若我撰寫一篇以上的評論，相信不少美國人會駁斥：那些社會問題只是某時代、某特別經濟社會結構的產品，而不是一貫民族性的問題。同樣道理，我相信侵犯知識產權的問題是某時代、某特別經濟社會結構的產物，一個在地球上聳立五千年的文化，難道只憑抄襲、模仿而建立起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