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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殊中東民主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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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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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世界日報周日專題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引言
今年三月伊拉克戰爭屆滿三年，布殊總統在多個場合發表演說，為其政策辯護，布殊重新強調在伊拉克和中亞、中東地區推行民主，將有助於美國長遠的安全。布殊舉出歷史例子支持這種說法：歐洲在二十世紀經歷了連番腥風血雨，當所有歐洲國家成為民主政體之後，歐洲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和平與合作，這種說法有一個正式的理論名稱：「民主和平論」（Democracy peace thesis）。
關於布殊政府出師伊拉克之動機，有許多不同說法，有論者認為布殊政府是為了控制石油資源，有論者認為這是基督徒右派針對伊斯蘭、保護以色列。分析伊拉克戰爭之動機，並不是本文的焦點，在這篇文章裏面，筆者只集中探討「民主和平論」的理論根據、中東民主化的進程、在這政策之下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還有這政策失敗的話可能導致的國內影響。
民主和平論與文明衝突論
「九一一」之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受到廣泛注意，「文明衝突論」強調在後冷戰世界裏面，國際衝突的根源再不是政治意識形態，而是文化認同，一些論者認為「文明衝突論」是為右派政府度身訂造的外交政策指南。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新保守主義政府的對外政策，主要是建基於「民主和平論」，其要點是：民主國家崇尚和平，世界上越多民主國家，世界和平就指日可待，無論是伊斯蘭國家或者是其他非西方國家，經過民主改造之後，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就會消聲匿跡，換言之，民主的意識形態可以超越文化認同。
二零零四年布殊連任成功，他在就職演說確認美國的最終目標是「終止世界上的暴政」，他又指出：「自由的力量是打擊暴政和仇恨的最佳武器……我們的自由可以繼續存在，很大程度要依賴其他地方的自由能夠茁壯，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是自由擴充至全世界。」
那麼，民主和平論是否在理論上站得住腳呢？民主和平論有幾個要點：第一、民主國家具有監察制衡的力量，所以不會有獨裁者輕啓戰端；第二、大多數民主國家鼓吹自由貿易，在經濟上唇齒相依之前提下，戰爭只會損人不利己。一九九七年阿拉巴馬大學教授奧尼爾（John Oneal）與耶魯大學教授拉西特（Bruce Russett）發表一篇研究報告，他們檢查了二戰後的戰爭和參戰國政治制度的關係，結論是民主國家互相之間極少打仗。在過去幾年，民主和平論卻受到不少學者質疑，例如科羅拉多大學政治系教授享德森（Errol Henderson）、北卡羅連納州大學政治系教授金容明（Hyung Min Kim）、紐約州立大學教授羅素（David Rosseau），他們指出歷史裏面充滿著相反的例子。
英國是老牌民主國家，曾幾何時，大英帝國侵略全球，才成為「沒有日落的帝國」；在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統治下的比利時也是民主政體，但比利時殖民者在非洲殺害了一千萬非洲人；在美國內戰期間，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都是民主政體，可是，南北戰爭導致了大約五十萬至六十萬美國人死亡，這超過了二次世界大戰的四十五萬陣亡人數。此外，與民主和平論者對立的文明衝突論者亨廷頓指出：經濟上互相依賴並不能避免戰爭，二次大戰前西方國家的貿易空前頻繁，但最終仍難免一戰。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蔡美眉（Amy Chua）甚至乎悲觀地說：自由貿易、民主化製造出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不平衡的局面，只會加劇既得利益者和失利者之間的衝突。
在伊拉克戰爭開打前後，布殊和他的支持者多次舉出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成功地改造西德和日本為民主政體，反民主和平論者則認為：執著一些個別例子，無非是選擇性地詮釋歷史。不過，辯論雙方都沒有一致的民主定義。幾年前，蔡美眉和不少論者預言：倘若中東出現民主選舉，那麼賓拉丹之流肯定會當選為領袖，幾年之後，這預測不幸而言中，最近巴勒斯坦的大選結果，是誓言要跟以色列鬥爭到底的哈馬斯上台；伊朗選舉則令極端派的阿曼迪哈內主政；而伊拉克選舉則造成了什葉派得勢，不少人擔心伊拉克可能會變成類似伊朗的神權國家。
但是，選舉制度當然不能與民主畫上等號，不然的話多數服從少數就會變成「暴民政治」。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說：「民主並不單單是一種制度，而且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社會需要有普及教育、健全輿論監察、人民容忍精神這些文化基礎，才可以避免希特拉、賓拉丹之流通過選舉而掌握權力。這並不是什麼新鮮或高深的理論，但布殊政府在伊拉克、阿富汗取得軍事勝利之後，便將選舉放在首要的改革地位，令人懷疑到底其民主和平論是否有深厚的理論基礎。
中東國家的民主進程與美國之關係
民主和平論在理論層次上受到批判，在實際執行上成效又怎麼樣呢？
去年英國【經濟學人】先後發表了幾篇評論，指出美國在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努力開始見效，在美國壓力下，埃及總統大選容許一個以上的候選人，沙特阿拉伯外長宣布下次選舉接受女性投票和成為候選人；摩洛哥、也門、約但、吉特（Qatar）、巴林（Bahrain）都相繼擴大其政府的代表性。有人甚至將伊拉克選舉比擬為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兩者都產生了骨牌效應。但亦有論者認為那些政治轉變跟美國沒有關係，一盤亂攤子的伊拉克當然不是阿拉伯世界效法的對象。
不少阿拉伯人表示：那些民主選舉無非是阿拉伯政府做一場戲給美國看。但更加重要的是：伊斯蘭世界對美國沒有好感，根據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的調查，百分之九十四受訪者認為美國已經對伊斯蘭發動「聖戰」，那麼，又有多少穆斯林會全心全意擁抱美式民主呢？
伊朗海外流亡分子 Amir Taheri 對以上問題卻有令人意外的答案，他認為在中東地區有兩個國家的人民普遍支持美國，一個是以色列，另外一個是伊朗！經過了幾十年神權統治之後，伊朗人民感到十分厭倦，美國是民主國家，並且在國際舞台上不斷向伊朗施壓，故此伊朗人民喜歡美國。對於這類言論，筆者保持懷疑態度，在伊拉克戰爭開打之前，不少伊拉克流亡者都慫恿美國出兵，說伊拉克恨透了薩達姆，只要美國兵臨城下，伊拉克人會揮舞著星條旗歡迎美軍，但現在歡迎美軍的是路邊炸彈。
一位身居伊朗的異議人士 Afshin Molavi 有比較務實的分析：雖然不少伊朗人對他明目張膽地表示希望美軍「解放」伊朗，但這只是因著對現狀不滿而激發出的一時氣憤之言，當美國轟炸機在德黑蘭投下炸彈時，他們就會改變想法。
這是很有道理的，心理學家指出：人類具有強烈的黨同伐異（in-group vs. out-group）傾向，舉例說，本來愛爾蘭人、英格蘭人勢成水火，但每當面對德國的威脅時就會團結起來，國共合作抗日是另一個例子。基於這個道理，布殊政府由外面移植入中東的民主主義，就遠不如本土的伊斯蘭信仰和民族主義那麼吸引。
新任伊朗總統阿曼迪哈內不顧受到國際孤立的危險而發展核子科技，正是巧妙地運用了民族主義，來中和反對派的民主訴求，美國必定會高姿態地反對伊朗發展濃縮鈾技術，美國壓力越大，伊朗人民對政府的向心力越強。阿曼迪哈內曾經揚言要「將以色列由地圖上抹除」，又舉行「世界沒有錫安主義」活動，最近又說：「錫安政權是一株將要枯萎的樹木，很快它的枝葉會破碎。」說來奇怪，伊朗人是波斯人種，伊朗什葉派跟大多數阿拉伯世界信奉的遜尼派關係惡劣，那麼，以色列和阿拉伯的鬥爭，干卿何事？有可能這也是要製造外面的敵人，以分解內部矛盾。
伊拉克的情況亦不樂觀，雖然華盛頓否認伊拉克會陷入內戰，但最近巴林、埃及、約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土耳其舉行了一連串會議，商討一旦伊拉克爆發內戰應該怎樣應變，他們計劃極力防止伊朗利用這混亂局勢而染指伊拉克，一名阿拉伯官員擔心美國和伊朗會達成協議，犧牲阿拉伯人的利益，土耳其則恐懼伊拉克內戰會激發起土耳其境內庫爾德人的獨立運動。在這錯綜複雜的關係（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庫爾德、美國）之間，無論美國偏向任何一邊都只會吃力不討好。難怪九一一之後，一些論者認為美國不可能重複日本、德國、義大利成功的例子，當時美國只需要應付三個國家，但現在卻要面對整個龐大而複雜的伊斯蘭世界。
日本、德國、義大利都是由幾乎單一的民族構成，但伊拉克裏面卻有什葉派、遜尼派、庫爾德族。伊拉克戰爭之後，約翰霍金斯大學教授加芬克爾（Adam Garfinkle）認為：伊拉克過於四分五裂，沒有建立民主的基礎，這預測現在似乎亦不幸而言中。
十字路口與孤立主義
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冷戰結束之後認為「歷史已經終結」，民主之勝利表示歷史上意識形態的鬥爭已經畫上句號，美國可以運用其地球上唯一超級強國的力量在全世界促進民主、提倡人權，但在他的近作【十字路口的美國】（America in crossroad）中，福山卻懷疑布殊政策會否失敗。最近福山接受澳洲電視台時事節目 Dateline 訪問時表明：在伊拉克戰爭前夕，他驚覺到這是一個壞主意。美國要在世界推行民主，應該採用軟性力量（soft power），例如經濟、文化影響力，而不應該採用武力入侵另一個國家。
除了學者表示懷疑之外，眾所周知，多項民意調查顯示：對布殊總統中東政策的支持度持續下滑，例如最近哈佛大學一項調查顯示：百分之六十大學生贊成美國應該自伊拉克撤軍；去年底另一項由丕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蒐集的問卷顯示：只有百分之三十三新聞工作者、百分之二十七學者、百分之十三科學家和工程師認為伊拉克有機會建立穩定的民主政體；在普羅大眾裡面，百分之二十二認為在中東推行民主是一個壞主意，雖然百分之三十六認為這這是一個好主意，但這群受訪者卻表示這計劃將會失敗。
倘若伊拉克局勢繼續惡化、中東實現民主遙遙無期，這對於美國政治文化將會有深遠的影響。丕優中心又指出：百分之四十二受訪美國人主張美國應該管理自家事、不要再插手國際事務，這孤立主義傾向的比率是自越戰結束以來的最高點。
即使布殊政策失敗，美國退回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全面閉關自守的孤立主義可能性極小，不過，美國回復一九九零年代的「半孤立主義」，卻不是沒有可能，所謂半孤立主義，就是除非利益攸關，否則參與國際事務時不會全力以赴。這種態度可以由前國務卿基辛格在二零零一年「九一一」前撰寫的一本書反映出來：【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基辛格指出：在過去三次總統大選中（一九九二、一九九六、二零零零），外交政策都不是政綱辯論的主要議程，不少美國人甚至認為貿易政策可以取代外交政策。曾經榮獲普立茲新聞獎（Pulitzer Prize）的記者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表示：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經濟在克林頓時代持續強勁，美國朝野在國際上根本「無心戀戰」。
舉例說，九零年代初期巴爾幹危機開始醞釀，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到南斯拉夫會見不同族群的代表進行斡旋，無功而還之後，貝克說：「無論南斯拉夫以後發生什麼事，他們是咎由自取。」說得更加坦白，就是貝克任由南斯拉夫自生自滅；後來一群東歐代表團來到華盛頓嘗試游說老布殊總統制止塞爾維亞胡作非為，老布殊總統卻不為所動。一九九三年十八名美軍在拘捕索馬利亞軍閥的行動中喪生，不久之後克林頓撤走軍隊，哈伯斯坦說當時克林頓是「先斬後溜」（cut and run）。同一時期，海地發生政變，民選總統被迫流亡，儘管海地難民不斷湧向美國，克林頓卻遲遲不採取行動。一九九四年盧旺達發生大屠殺，美國政府絕不提起「種族大屠殺」（Genocide）這個字，以避免在壓力下介入。一九九五年塞爾維亞軍隊在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屠殺了八千多名穆斯林，克林頓仍然不想干預，直至一九九九年科索沃危機爆發，美國才派出轟炸機空襲南斯拉夫，但克林頓堅持不會出動地面部隊。二零零零年以巴再次爆發流血衝突，新上任的小布殊總統放棄派遣美國代表參與以巴談判，並且宣佈會撤走巴爾幹半島的美軍，他又表示自己並沒有興趣「建設他國」（Nation building）。
這半孤立主義因著「九一一」而徹底改變過來，但是，伊拉克民主進程受到障礙，令到孤立主義逐漸抬頭，前總統候選人布肯南（Pat Buchanan）認為：「美國安全與否，跟津巴布韋、蘇丹、敘利亞是否由獨裁者統治全無關係，我們祖先活在遍佈專制政府的世界，但美國之所以得到安全，是因為他們沒有參與事不關己的戰爭。」老布希總統之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說：中東國家享受了五十年的和平，是由於美國讓強人統治中東國家，而不是推行中東民主化。
這些言論並不合乎歷史事實，一次、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企圖置身事外，但德國、日本最終威脅美國的安全；中東並沒有在強人統治下享受了五十年和平，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東經歷了四次以阿戰爭、黎巴嫩內戰、以色列敘利亞入侵黎巴嫩、兩伊戰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 。但無論如何，這些言論在現今的政治氣氛下受到歡迎。
這種鐘擺式的文化轉變在歷史裏面屢見不鮮，例如法國啟蒙運動之後，理性主義抬頭，在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戰爭之後，法國文化則由崇尚理性而擺向浪漫主義；過去二百年世界經歷了「世俗化」（secularization）、「非宗教化」的過程，但二十世紀末卻開始了非世俗化的趨勢。不過，過去鐘擺式的文化轉變需時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但美國式鐘擺卻只有幾年，正如福山所說，美國正處於十字街頭，這種急劇的搖擺可能會繼續一段長時間，十字街頭之後又是另一個十字街頭。
結語
總括來說，布殊的「民主和平論」缺乏了深厚的理論基礎，他急速地在阿富汗、伊拉克推出選舉、向阿拉伯國家施展壓力要擴大政府代表性，但他似乎缺乏了有利於民主的基本文化建設（cultural infrastructure）全面而長遠的政策，例如普及教育、新聞多元化。雖然，布殊政府亦有花錢在「軟性影響力」方面，但是「中東合作啟動計劃」（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e）一年所接受的金錢援助，也比不上美軍在伊拉克一個星期的軍費。
更嚴重的是，布殊在推行中東民主化的戰略上犯了一個大忌，就是挑起了伊斯蘭世界空前的的反美情緒，在現代化、民主政制和伊斯蘭信仰、民族主義這兩組理念之間選擇，多數穆斯林會選擇後者。可嘆的是，布殊並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在越南戰爭初期，詹森總統曾經呼籲北越停火，若北越答允，美國將會提供經濟援助。以美國人觀點來看，美式民主自由、資本主義生活何等美好，但以北越的民族主義立場而言，由異族以武力帶入來的又怎會是好東西。美國和伊斯蘭世界破裂的關係，不知要多少時間才可以修補。
倘若伊拉克局勢繼續混亂下去，美國人對自己在世界舞台扮演的角色和愛國主義會重新評估，不單對外方面「半孤立主義」會再度抬頭，而且對內方面美國人對自己政府的信任程度將會大幅下跌，這可能是自尼克遜水門事件之後的新低點。
200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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