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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二分法」、「二元論」、「非黑即白」，在很多討論中都成為批評對方的共同武器。例如旅美華人學者皇甫茹博士，就是這樣去批評反美、反戰人士：「普通民眾很難理解國際法的細節和外交語言的微妙，最能打動他們的是非黑即白的簡單口號。」
無獨有偶，旅法華人學者陳彥博士也使用類似評語：「布什從九一一事件以來，一直堅持一種善惡二元論的思維方法……這種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簡單而又輕狂的斷言，是無法讓歐洲人接受的。法國前外長韋德里納（Hubert
Vedrine）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他逕直將美國的邪惡軸心國觀點稱作是過於簡單化的世界觀。」
不過，有趣的是，陳彥博士似乎也採用二分法比較歐洲和美國，他指出：「筆者可將目前歐美在國際問題上的一系列分歧概括為：歐洲主張法治，美國主張強權；歐洲主張文明對話，美國鼓吹文明衝突；歐洲強調外交斡旋，美國偏愛武力威脅；歐洲希望討論磋商，美國固執於單邊主義。進一步甚至可以說，歐洲今天已經進入所謂可持續發展和世界治理的後現代，而美國還停留在強權、實力的政治現實主義的舊時代。」
以上兩位博士誰對誰錯，我就交由讀者自行判斷，在這裏我想談談「簡單」、「二分法」、「二元論」、「非黑即白」的問題。其實，在很多事情上，筆者也是抱著「簡單」、「二分法」的結論，例如我不會認為基督教的神只有百分之七十是真實，其它宗教約有百分之三十是真；我亦不會認為民主、自由、人權、法制只對了百分之五十，而極權、獨裁、專制也對了百分之五十；我亦不主張規範戰爭行為的日內瓦公約有百分之六十是正確，超限戰爭的恐怖主義有百分之四十可以接受。
然而，我可以為「簡單」的答案提出以下辯護理由：「自己追尋答案的過程絕不簡單。」在很多難題上，我甘願闖過理性的十八羅漢陣、攀登知識的珠穆朗瑪峰、浮過邏輯的百慕達三角洲；有些人說我被一種資訊媒介「洗腦」，事實上，我不惜花費大量金錢、時間、精力，參考美國、加拿大、日本、德國、法國、英國、中國、台灣、自由派、保守派、中間派……等各種資料和不同立場。簡單地說，我認為「簡單」、「二分法」、「非黑即白」的結論，只要是通過研究調查、深思熟慮，就不應該成為被批評的把柄。套用一些術語：答案可以「簡單」（simple），但不能「簡單化」（simplistic）。
相反，有些充滿相對精神、灰色地帶、大而化之的結論，卻可能未曾通過嚴謹的歸納、比較、分析，例如：「婚姻無非是人為制度，異性婚姻可以接受，同性婚姻為什麼不可以呢？」「歷史文獻可能是真，可能是假，拿破崙是法國英雄，還是歐洲侵略者，只是隨著你怎樣詮釋歷史文獻。」可惜，筆者認識不少拒絕「二分法」、批判「簡單答案」的朋友，都沒有認真地在社會科學、生物學、哲學中研究婚姻倫理，也沒有嚴肅地分辨歷史文獻之可信性、或者參考權威歷史學家的見解。
其實，很多時候「過程」比「結果」更加重要，通過嚴謹而複雜的過程，可能得出一個簡單卻又錯誤的結論，但這是「誠實的錯誤」。
以我記憶所及，我從未以「簡單」、「二分法」、「非黑即白」去批評人家的論點。世事往往十分弔詭，若批判人家簡單，認為自己不簡單，那豈不是變相地說人家是黑、自己是白？
200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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