馳名國際的和平主義者杜柯（Jack Duvall）最近來到鳳凰城演講，杜柯與亞加民（Peter Ackerman）合著的【更強大的力量：一個世紀之非暴力衝突】（A force more powerful: A century of nonviolent conflict），是鼓吹非暴力革命的經典之作。我十分敬佩杜柯，第一，他並不是天真、空想的和平主義者，反之，他有整套方案去實踐和平革命，第二，他的言論並非一面倒，他不是要求單方面不以暴易暴，例如他指責以色列，同時也批評巴解領袖阿拉法。
杜柯舉出不少歷史上的例子，說明非暴力改變政權是可行的，最近的例子是南斯拉夫前總統米洛舍維奇倒台，他認為一九九九年北約轟炸塞爾維亞，只令南斯拉夫人民更加團結去對抗北約，更加鞏固了米洛舍維奇的權力，但於二零零零年南斯拉夫人民振臂一呼，在未開過一槍一砲之下驅逐了米洛舍維奇。就在米洛舍維奇否定了總統大選的結果之後，全國人民湧向首都示威，米洛舍維奇下令軍警沿途攔截，但人民如潮水湧來時，軍警只站在一旁，任由示威者推開路障。
不過，我對杜柯的歷史詮釋有所保留，北約的轟炸真的只有反效果嗎？米洛舍維奇以高壓手段統治南斯拉夫十多年，為什麼人民在十多年來都沒有站起來跟他抗衡呢？為什麼他們會在北約轟炸之後才搞和平革命呢？難道北約的軍事壓力沒有削弱米洛舍維奇的鐵腕統治嗎？
在美伊戰爭之前，杜柯極力反對布殊政府出兵，他到世界各地奔走，嘗試游說伊拉克流亡者的領袖，採用和平革命，而不要促請布殊政府軍事介入，但伊拉克異見分子卻反應冷淡，有人說：「若美軍可以迅速推翻薩達姆，為什麼要我們犧牲？為什麼要我們通過漫長鬥爭？」另外有人說：「薩達姆不是米洛舍維奇，他是史太林，人民上街示威，只會血流成河。」杜柯說：「假若有五萬人上街示威呢？」伊拉克異見者回答：「那傷亡將會更重大。」「五十萬呢？」「那麼軍隊可能不敢開槍。」「五百萬呢？」「那就是薩達姆的末日了。」杜柯指出：由此看來，非暴力革命並不是「質」問題，而是「量」的問題，和平示威的本質並非軟弱無用，關鍵是運用什麼戰略，去達到壓倒性、決定性的人數。杜柯進而指出：採用伊拉克人民力量推翻薩達姆，伊拉克就屬於伊拉克人民，外來美軍介入，伊拉克則受制於外國人。
在戰爭結束之後，伊拉克游擊戰仍持續不斷，除了庫爾德族人歡迎美國之外，伊拉克遜尼派、什葉派都極端仇美，縱使伊拉克不會變成越南，也可能變成北愛爾蘭，由此觀之，杜柯的戰前分析也不無道理。但話又說回來，即使伊拉克人自己推翻薩達姆，我估計情況仍未必更好，一九七九年伊朗人民沒有經過內戰就驅逐了獨裁者巴列維，但隨之而來的高美尼什葉派神權政府，比起巴列維更暴虐千倍。大約三分之二伊拉克人口是什葉派信徒，當他們當家做主時，誰敢保証不會產生高美尼式的神權政府呢？
杜柯的主張主要是針對國內問題，但在國際衝突上，到底非暴力戰略會否湊效呢？有人說：「歷史教訓我們，以暴易暴只會帶來更多暴力，從來不會徹底解決問題。」另外有人說：「歷史証明，軍事力量制止了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往往人們爭論以上兩個命題誰是誰非時，都沒有分清楚那是「應然」（what ought to be）、還是「實然」（what is）的命題。若是「應然」，第一個命題好像是對的，誰人不希冀和平相處、以愛寬容的理想大同社會呢？的確，人類紛爭永遠不能通過武力而平息；若是「實然」，第二個命題又似符合史實。籠統地說，前者是道德命題，後者是戰略命題。
席勒（Thomas Schelling）是著名博奕理論（Game theory）專家，博奕理論又名遊戲理論，但這與任天堂、X Box、Sony PlayStation無關，遊戲理論是研究在談判、競爭之下人的互動。席勒撰寫了很多遊戲理論的經典鉅著，其中一本是【武裝與影響】（Arms and influence），他指出：歷史顯示武力恐嚇在國際抗衡中是有力的籌碼，「暴力的外交」（diplomacy of violence）雖然醜陋，但這是有效的外交。不過，席勒筆鋒一轉，說那些歷史例子只用來說明，而不是証據（illustration, not evidence），他甚至坦白說：他提出例子，但並不表示他認同某些做法（mention does not mean approval）。換言之，席勒區分開「應然」和「實然」。
衡量「不應以暴易暴」和「武力有效」這些命題，還有一個難處，就是雙方都沒有一個共同的衡量尺度，到底某某歷史事件有什麼結果，才算是符合前者呢？什麼結果才算是符合後者呢？【武裝與影響】成書於一九六零年代，其主旨是針對美蘇冷戰，三十年後蘇聯不戰而解體，鼓吹非暴力演變者認為席勒的遊戲理論是錯誤的；但同一結果，卻可以支持「暴力的外交」，尚武者說：沒有幾千枚核子彈對準蘇聯，沒有美國在全球駐軍，大有可能蘇聯已統治全世界，更遑論在圍堵之下自己崩潰。
朝鮮半島危機亦是爭論的熱點，一九八三年北韓間諜在南韓官員訪問仰光時，以恐怖手段炸死了十多名南韓官員；一九八七年北韓間諜又在一架由中東飛回南韓的民航機上放置炸彈，飛機在緬甸附近上空爆炸，機上百多人全部罹難。在兩次事件中南韓政府都選擇不採取軍事報復，後來還推動「陽光政策」，力求與北韓修好。除了二零零二年南韓舉辦世界盃之後北韓作出軍事挑釁之外，基本上北韓的恐怖主義已偃旗息鼓，和平主義者認為這是「不以暴易暴」的成功；但反對者可以說：八七年民航機爆炸，就是由於八三年的姑息養奸，而二零零二年北韓透露擁有核子反應堆，更表明了陽光政策的失敗。
我個人相信有絕對真理、有絕對道德，但天下間沒有一成不變、放諸四海皆準的戰略。聖經描述人性敗壞，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以賽亞書】描寫豺狼與羔羊同臥，刀劍打成鐮刀，只有天國降臨時才可以實現。看來，在不完美世界，就只能夠有不完美的答案，我們必須在應然和實然、道德和戰略、和平與武力的張力中求取平衡。
200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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