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我發表了一篇題目為<克魯明眼中的新政是歷史真相嗎>的文章,有些讀者質疑文章對於羅斯福的描述是否有所偏頗。今年七月份【時代雜誌】其中一期的主題是:<奧巴馬能夠從羅斯福身上學到什麼?>顧名思義,這組文章的作者對羅斯福抱著欣賞的態度,不然的話,【時代雜誌】又怎麼會認為奧巴馬應該效法羅斯福呢?
不過,這些作者亦公正地指出了羅斯福的錯誤,例如在史丹福大學任教歷史的甘迺迪(David
Kennedy)說:「羅斯福的新政並沒有結束經濟大蕭條,這是『舊新聞』。在這方面,羅斯福和胡佛(羅斯福之前的美國總統)沒有多大分別。」外交事務委員會高級研究員頁岩(Amity
Shlaes)認為:「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九年,羅斯福的政策妨礙了經濟復甦。」此外,【新聞周刊】專欄作家奧特(Jonathan
Alter)在兩年前出版的【關鍵時刻】,對羅斯福充滿溢美之詞,但奧特亦承認一些羅斯福失敗的事實,例如當時政府銷毀農作物以平衡物價,但同時許多人捱饑抵餓。
當然,羅斯福並非一無是處,否則他沒有可能名垂千古。儘管羅斯福的政策在短期內沒有實質效用,但他是一個成功的演說家,在絕望氣氛底下他為美國人鼓舞士氣、帶來安慰。奧特稱讚羅斯福在談吐方面是一位「渾然天成的藝術家」,若果說「法蘭仙納杜拉是歌唱界的表表者,那麼羅斯福便是說話的佼佼者」。
在對付經濟蕭條方面,可能羅斯福和胡佛沒有太大差別,但胡佛跟朋友說話時,對方感覺胡佛是向陌生人說話,相反,羅斯福遇上陌生人時,對方覺得羅斯福當自己是朋友。羅斯福在公開演講時常常稱呼觀眾為「我的朋友」,這一着十分管用,後來不少總統都採用同樣方法,例如克林頓經常說:「我的美國同胞。」(My
fellow Americans)奧特又說:在記者招待會中,羅斯福令每個記者都得到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待遇(李普曼是美國著名記者,曾兩次榮獲普立茲獎)。
在還未發明麥克風之前,人們演講必須要聲嘶力竭,但有了麥克風之後,大部分演說家還未改變習慣,羅斯福卻順應新科技,開創了令觀眾如沐春風的「爐邊談話」。「爐邊談話」是羅斯福通過電台廣播,向美國人民報告國情,火爐旁邊是一個舒服的環境,羅斯福更加巧妙地使用輕柔的聲音,這完全改變了以往演說家大聲疾呼的風格,聽眾十分受落。
羅斯福的遣詞造句亦是功力深厚,例如他宣布向在職人士徵收社會保障金時,他完全不提「稅收」這令人反感的字眼,而是改用「貢獻」(contribution)這正面的詞語。此外,在推行許多福利計畫時,他絕口不提「由搖籃到墳墓」這些使人聯想起福利國家的敏感說話。還有,與許多總統不同,很多時候羅斯福親自撰寫講稿,一些傳誦千古的名言的確是出自他的手筆,例如一九三三年就職演說的主題:「只有恐懼本身才需要我們去恐懼。」
在談吐方面,甘迺迪、列根都和羅斯福都有點相似,列根更被譽為「偉大的溝通者」。跟羅斯福差天共地的總統,非小布殊莫屬。小布殊也留下了反面的「名言」,例如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日他在國會演講時說:「在每一個地區的每個國家,現在要作出決定,你不是與我們合作,便是站在恐怖分子的一邊。」這霸道的說法等同恐嚇任何中立國家,難怪小布殊刺激起全球的反美情緒。
平心而論,這番話並不能照字面解釋,無論在「九一一」事件之前或者之後,美國都沒有把中立國家視為敵對或者恐怖主義國家,例如不少國家沒有參加伊拉克戰爭,或者參加之後自伊拉克戰場撤軍,或者停止讓美國使用本土的軍事基地,美國都沒有反目成仇。既然這不是一項政策,小布殊可說是口舌招尤。其實,小布殊的說話還有下文:「從今天起,若果任何國家繼續包庇或支持恐怖主義,它將被美國視為敵對政權。」換句話說,美國的政策並不是真的「非白即黑」,這是警告一些國家不要繼續包庇或者贊助恐怖分子,若果不跟美國合作而停止包庇和贊助,那就是與美國敵對。
事實上,這一番說話並不是小布殊首創,在九月十三日,亦即是「九一一」事件兩天之後,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宣告:「每個國家要麼與我們合作,要麼與我們敵對,誰窩藏恐怖分子,或者資助他們,都將會付出代價。」小布殊沿用了希拉里的演講,但他完全沒有必要採用如此強硬而容易引起誤會、惹人反感的操詞,但小布殊就是小布殊,而不是羅斯福。
世界上有四種領袖,最理想的領袖是既會說話,又會做事,第二種是只會做事,不會說話,第三種是只懂說話,不懂做事,最糟糕的是既不會說話,又沒有辦事能力。撇開在二次大戰中領導盟國不論,單單著眼於經濟政策,羅斯福接近第三種領袖,但就總體而言,他屬於第一種,而小布殊當然是第四種。
小布殊已經卸任,批評他已經無補於事。但筆者想指出:【時代雜誌】分析奧巴馬應該怎樣效法羅斯福,卻沒有著墨於羅斯福的說話技巧。【香港人網】的蕭若元屢次指出:當前的經濟危機大部分是信心危機,若然這樣,那麼奧巴馬如何鼓舞士氣,可能比實質的經濟措施還重要,我希望奧巴馬是第一種領袖,但退而求其次,即使是第三種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