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笑世人，妄要將漢胡路來限」： |
| 德裔美國學者的文化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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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國家，面對民族、文化衝突時，有些移民難免處於尷尬地位，有些不會忘本而效忠祖國，有些則義無反顧，委身於新家園，例如二次大戰時，美國向意大利宣戰，但幫助美國軍方製造原子彈的眾多科學家之一，卻包括了義大利裔科學家費密 (Enrico Fermi)。
在前幾期〈托克維爾的問題、雷弗爾的感嘆〉一文，我介紹了兩位法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的觀感，在這篇文章裏面，我將會介紹兩位德國學者對美國的褒貶。一位是處身於二十世紀初葉的心理學家雨果明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另一位是在二十世紀末、廿一世紀初的大學教授亞息布特（Axel Boldt）。有趣的是，他們的時代背景，都是美德關係處於低潮之際。二十世紀初期，身為歐洲強國的德意志，與國力蒸蒸日上的新興國家美利堅，逐漸產生衝突，最後更因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兵戎相見；伊拉克戰爭之前，法國和德國聯合起來，在聯合國阻撓美國開戰，戰爭結束之後，亦拒絕派駐軍隊前往伊拉克。
美國人是理想主義者
明斯特伯格被稱為「工業心理學（Industrial psychology）之父」，他在德國出生和接受教育，一八九一年有機會跟美國實驗主義心理學大師詹姆斯（Willoam James）會面，跟著兩人一直保持通訊，詹姆斯十分欣賞明斯特伯格的才華，一年之後邀請明斯特伯格到哈佛大學任教，明斯特伯格在美國教學之餘，亦嘗試扮演兩個文化之間的橋樑角色。他慨嘆：很明顯兩個國家的人民都有點不喜歡對方，但是，每年有那麼多美國人到德國旅遊，另一方面，亦有數以百萬計德國人移民美國，但兩個民族關於對方的認識，卻流於「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的地步。為了增進兩國人民的溝通，一九零二年明斯特伯格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一個德國人眼中的美國特質》，顧名思義，這是一本比較文化的書籍。
明斯特伯格指出：許多德國傳媒都有意醜化美國，例如柏林最大的報紙曾經這樣報導：「美國人會毫不猶疑去欺詐自己最好的朋友，但美國人最沒有良心而令人驚訝的表現，是在政治上，美國政治已經泥足深陷於貪污腐敗之中，其令人討厭的程度，不下於俄羅斯和中國。每一個美國的公職，純粹是為了偷竊和刮取民脂民膏而設，這是每一個人的理想生活，下至市議員、上至華盛頓的參議院，都是這般。美國人時常願意犧牲群體的所有利益來中飽私囊。」明斯特伯格說：以上所引並不是特殊例子，而是隨手拈來，類似的報導在德國比比皆是。
浸淫於美國社會文化經年的明斯特伯格，直斥這類報導是胡說八道，他認為美國人的普遍品格是樂於助人和誠實，真正的美國人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雖然有時其行為與理想一段距離，但骨子裏卻還是充滿理想主義。美國人並不是對金錢貪得無厭，他們勤奮工作並不是純粹為了金錢利益，而是享受追逐、奮鬥的過程，他們喜歡運用精力、喜歡實現潛能，更加重要的是，美國社會沒有歐洲那種貴族的銜頭，一個人要獲得人家尊重，就只有憑自己斤兩，這便是為什麼德國人以為美國人不擇手段要往上爬。
明斯特伯格因應著美國不是貴族社會、精英社會，反過來指出這是美國優勝的地方。在德國，所有政治性報章都是為知識分子而設，在美國，同類報章的讀者對象是所有人。明斯特伯格說：「你們（德國人）是對的，你們去憎恨那些想像中自私、殘暴、粗俗、腐敗的美國人吧！真正的美國人跟你們一樣，都是理想主義者。」
美國的沙文主義
不過，美國人且慢高興，明斯特伯格對美國的沙文主義亦猛烈地批判。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不少美國人認為自己的政治模式、社會文化是全世界的典範（今天亦是這樣）。一八九六年，美國學者查理艾略特（Charles Eliot）撰寫一篇文章，題目為〈美國對文明的貢獻〉，在這篇文章中，艾略特舉出了十項美國的成就，作為支持美式民主的優越性，明斯特伯格對艾略特舉出的十點逐一反駁。
艾略特認為美國已經進步到可以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糾紛，明斯特伯格指出：艾略特的文章面世幾年之後，美國不是跟西班牙打仗嗎？更加糟糕的是，在美西戰爭中，民間充滿著主戰情緒。相反，德國在過去三十年都沒有戰爭。
艾略特的第二點是美國充滿宗教寬容，沒有發生過歐洲的宗教戰爭。明斯特伯格追問：同類性質的宗教寬容，不是也可以在當時的德國見到嗎？德國有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兩種教徒都可以擔任公職，而且可以擁有貴族身份。
第三點是在美國政治制度底下，幾乎所有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權，明斯特伯格反駁：德國人民也可以通過投票選出地方政府的首長，雖然最高領導層是德國王室，但即使沒有民選的最高領導人，民主的精義是領導人代表民意，那麼只要皇帝尊重民意就行。
第四點是美國政府尊重人民的私有財產權，第五點是普遍教育，第六點是資源分配平等，第七點是人民對政府忠誠，第八點是政府有高度效率，明斯特伯格對以上每一點的回應都是：德國不也是有同樣的優點嗎？
第九點是作為移民國家，美國達到了民族融和的理想。明斯特伯格並不否認這一點，事實上，他自己也是成功地融入美國社會的外來移民。但他指出：大量歐洲移民來到美國，是由於美國的地理和經濟因素，而不是因為美國的政治模式。明斯特伯格批評：艾略特不能夠將所有美國的好處都歸因於民主。
艾略特引以自豪的第十點，是美國社會是新意念、新發明的搖籃。明斯特伯格認為這是錯誤的觀念，他指出：在巴黎世界博覽會中，無疑美國人贏了最多獎項，但是，美國製造業協會主席承認：大多數美國人憑藉而得獎的東西，都是次要的科技，相反，德國人囊括了大部分尖端科技的獎項。而德國人參賽作品只有二千五百件，美國卻有六千五百六十四件。
明斯特伯格認為美國與德國在科技上的差距，與美國的教育制度有關。德國大學教授的使命，是教學和研究。可是，美國卻以教學為重。他說：論質素，美國研究院的學生並不差於德國研究生，但是，畢業之後，那些年輕的美國博士卻被繁重的教務壓得透不過氣，這樣美國又怎能在基本研究上超越他國呢？
「卻笑世人，妄要將漢胡路來限」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明斯特伯格多次為德國政府辯護，其立場令他得罪了很多美國朋友，但他仍然不遺餘力為兩邊人民修補關係，他在一九一六年辭世，無奈，美國在他死後一年之後參戰。明斯特伯格的兩難，令我想起了《天龍八部》裏面身處大宋、契丹夾縫的喬峰，喬峰是歸化漢族的契丹人，他空有一身降龍十八掌的絕世武功，卻仍然阻擋不了兩個民族的敵視態度，「卻笑世人，妄要將漢胡路來限，」最後一代大俠淒然自盡。明斯特伯格是哈佛大學教授、工業心理學的先驅者，但即使他是一流學者，以獨到的分析眼光，力竭聲嘶地呼喊兩個民族放下偏見、仇恨，到頭來美利堅德意志仍是要拼個你死我活。將近一百年後，似乎年輕一代的德國人對美國人仍然抱著成見，於是乎出現了另一個明斯特伯格：亞息布特。
高貴、開明的態度對待戰敗國
布特在德國出生和長大，在故鄉居住了二十六年，一九九二年來美國留學，畢業之後留在美國，現在是大學教授。他感嘆很多德國人對美國存在著錯誤的印象，於是在互聯網發表了一篇長達三十頁紙的文章，仔細地比較美利堅德意志的分別。他開宗明義指出：這個比較是基於主觀經驗，而不是根據社會科學研究；第二，美國比德國多元化，所以說美國普遍這樣、普遍那樣，其實是有點流於籠統的危險。
跟明斯特伯格相似，布特察覺到德國知識份子太自以為是，因而扭曲對美國的報道，典型的說法是：「他們（美國人）對世界大事漠不關心，他們不到海外旅行，但他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受人憎恨，他們常常以為自己是對的。」布特說：以上描述也許部份是對的，但這些言論都抹煞了一些事實：在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人以高貴、開明的態度對待日本和西德；而且，美國是推動成立聯合國和普世人權宣言的主要力量。
愛國不等於愛黨
布特指出：美國人很愛國，對德國人來說，這是有點難以理解。美國人民不是常常批評、甚至憎恨自己的政府嗎？布特解釋：美國人可以清楚地分開國家和政黨，無論美國軍隊怎樣在多次戰爭中殺害平民、無論中央情報局怎樣在全球各地犯下違反人權的罪行、無論美國國內有多少社會問題，這一切都無法阻止美國人熱愛自己的國家。相反，在德國這是截然不同的，愛德國就要愛德國所有的東西，明顯地，普遍德國人很難愛充滿血腥的德國歷史，若果有人在街頭穿著印上德國旗幟的衣服，人家會以為那是軍人、外國人、或者是新納粹黨。
在美國，納粹黨的言論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但在德國納粹黨的宣傳是非法的；一九五零年代美國參議員麥卡錫大力反共，令全國風聲鶴唳，很多人因此而指責美國政府借反共而壓制異見分子。布特澄清：美國政府只囚禁了幾十名共產黨徒，但是在同一時期，西德卻監禁了幾千名共產黨員，共產黨甚至被宣判為非法組織。
美國有許多校園槍擊案，德國人以為美國人有強烈的暴力傾向，但事實上美國社會比德國更加和平，幾乎每星期都有德國球迷因為擁戴自己球隊而暴動，在美國這是十分罕見的。許多失業的德國年青人抱怨外來移民搶走他們的工作，故此經常發生毆打、謀殺外國人的事件，美國人則十分接納對外來移民，種族歧視程度亦少於德國。
天真的樂觀主義與批判的悲觀主義
德國是福利國家，相對之下，美國卻缺乏社會安全網，布特用以下對話來凸顯兩種不同制度背後的哲學：一名荷蘭人說：「福利制度增加個體自由，因為它可以讓人大膽地實驗，而不怕導致災難性的失敗。」一名美國人回答：「你沒有真正的自由，如果你沒有自由去失敗。」這種勇於嘗試、不怕失敗的態度，與樂觀精神有關。
明斯特伯格以理想主義來概括美國人的性格，布特則說美國人充滿「天真的樂觀精神」（naïve optimism），當你對美國人提出一項新建議，他會回應：「真是很好！」但抱著「懷疑的悲觀主義」（hesitant pessimism）之德國人，給予的典型答案是：「這樣不對，因為……」
不過，在布特眼中，所謂「天真的樂觀精神」、「懷疑的悲觀主義」，也不全然是對前者褒、對後者貶。布特指出：基督教對美國社會具有深厚影響力，很多美國人都上教堂，但在德國經常上教堂都是那些孤獨的老年婦人。天真的美國人相信聖經都是歷史事實，但德國人會取笑信仰這種神話。德國人比美國人更加具有懷疑精神、批判精神。舉例說：很多美國人相信不明飛行物體曾經俘擄人類；若果一支殺蟲劑包裝上印著「對人體無害」這些字句，美國人會毫不猶豫地使用它；美國人以為以五十美元買了「原價」一百美元的貨品，自己真的節省了了五十元；不少美國人捐錢給電視傳道人、信心治療者（faith healers）。
布特進而批評：美國「狹隘」(bigot) 的基督教精神，影響了社會每一個層面。由於受到基督教的限制，性教育在美國學校並不普遍和開放，結果造成了大量少女懷孕，美國未婚媽媽所佔的人口比率，遠遠高過其他發展國家。電視節目絕不容許粗言穢語、裸體鏡頭，傳媒提及性，都祇是關於罪案或者疾病。預防愛滋病蔓延的方法，是宣傳不要有婚前、婚外性行為，而不是鼓吹使用避孕套。在德國這是相反，德國政府不但鼓勵人使用避孕套，而且在很多公共洗手間都會發售它，在美國買這東西卻沒有德國那麼方便。在德國有很多天體海灘、無上裝海灘、和全裸的桑拿浴室，在美國卻鮮有天體海灘和男女共用的桑拿浴室。
結語
明斯特伯格和布特的文化比較，雖然是基於對兩種文化的深厚體驗，但是也有偏頗的地方。明斯特伯格認為：即使德國沒有民選的最高領導人，只要君主尊重民意就行。其實，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敗，寄望統治者可以自我克制、順應民心，根本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幾千年來中國儒家所期望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幾乎全然落空。一方面，明斯特伯格受到時代限制，畢竟，一次大戰之前，歐洲多數統治者仍是傳統的王公貴族，二來，我猜想他的強烈反彈，與艾略特的大美國主義也許有點關係，艾略特並不明白：自吹自擂只會落得「阿崩叫狗，越叫越走」的後果。明斯特伯格當然大致上認同了美國的生活方式，才選擇在美國定居，但如此親美的德國學者，仍然吃不消艾略特的沙文主義，其他對美國不認識、甚至對美國沒有好感的人，面對這種言論便難免產生排斥作用。遺憾的是，現在上至總統、下至參議員，仍然沒有從明斯特伯格和艾略特之間的對話汲取教訓。
明斯特伯格對美國教育和科技發展的批評當然已經過時，在二次大戰之前，大多數科學範疇的諾貝爾獎，都落在德國學者手上；大戰之後，在諾貝爾科學範疇得獎人的數目上，眾所周知美國是獨佔鰲頭。
正如布特自己所說，他的文化比較並不是根據社會科學研究，在基督教影響與社會問題方面，其因果推論未免使缺乏嚴謹論証，性教育不夠開放真的是導致大量未婚媽媽的原因嗎？使用避孕套真的比避免婚前、分外性行為更加有效地預防愛滋病嗎？即使是，這又是否值得鼓勵呢？我個人以為，基督教精神對美國社會的影響，是正面超過負面。讓我們重溫一下〈托克維爾的問題、雷弗爾的感嘆〉一文的其中一點：「民主不能只是依賴建立一個政治制度，而是應該建基於一種互相尊重的生活方式，基督教有助於民主的發展，因為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提倡在主耶穌內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還有，布特提及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以高貴、開明的態度對待戰敗國，難道這與耶穌基督主張寬恕、強調人有重生機會沒有關係嗎？不過，我這樣說也是猜想，也是沒有社會科學的根據。
明斯特伯格和布特不約而同地指出：自己國家的傳播媒介、知識分子，都不負責任地扭曲事實。其實，這問題又豈止發生在德國？在中文傳媒裏面，筆者也經常看到這類言論。在幾年前十分流行這句術語：「語言暴力」。在這裏我並不想考究「語言暴力」的哲學意義、社會科學上的測量方法。我只是由這句術語聯想到：經年累月散播偏見、敵意的言論，可能會間接地導致了無情的殺戮。一九四年一次大戰爆發之際，歐洲各國人民歡騰慶祝，他們真的是期待戰爭、期待流血，英國在八月五號宣布招募新兵，在兩星期之內便有十萬青年參軍，史稱這現象為「八月的瘋狂」（August madness）。在漫長時間裏，人民不斷地被充滿仇恨的言論衝擊，似箭在弦的情緒，就此一發不可收拾，史學家將戰爭歸咎與獨裁者、侵略者，但是，那些本來要幫助人冷靜思考、卻反其道而行的傳播媒介、知識分子，亦要負上無可推卸的責任！
20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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