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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貝瑪斯 |
論美國與歐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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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德國哲學家哈貝瑪斯（J. Habermas）於本年四月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一百位名人之一，同年六月又榮獲日本京都藝術與哲學終身成就獎。哈貝瑪斯與德里達（J. J. Derrida）被讚譽為當世兩位最偉大的哲學家，無可置疑，哈貝瑪斯著作等身，在哲學上之創見和深度獨具一格，對全世界學者都有深遠影響，得到京都獎可說是當之無愧。然而，哈貝瑪斯對戰爭的立場，卻曾經引起爭議。
一九九九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哈貝瑪斯發表一篇題目為〈獸性與人道〉的文章，表達出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的立場，但其主戰態度卻招致中國大陸學者的批評，例如張汝倫先生幾乎將哈貝瑪斯等同帝國主義。二零零三年美國向伊拉克開戰，哈貝瑪斯、德里達、美國哲學家羅替羅蒂（Richard Rorty）……等，在歐洲報刊發表宣言，反對單極世界而提倡多元世界，北京師大研究員曹衛東先生發表了【全世界知識份子聯合起來，反對美國霸權】一文，讚揚哈貝瑪斯等人是「反美國霸權的急先鋒」。劉曉波先生隨即於【開放雜誌】發表文章回應，題目是：〈哈貝瑪斯等的反美悖論〉，他指出：哈貝瑪斯一九九九年強烈支持未經聯合國授權的科索沃戰爭之理由，完全適用於伊拉克戰爭，然而後來卻自相矛盾，出爾反爾地反美反霸。今年初，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的童世駿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學刊【二十一世紀】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論哈貝馬斯對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不同態度〉，童世駿教授指出：哈貝瑪斯認為歐洲人所追求的跨國世界主義、普世人權，是通過開放式的討論，其基礎是互相尊重，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相反，美國宣揚的民主、人權，是走單邊主義而將自己意願強加於人。
全球一體化、美國化、自由貿易
在中國學人之間，無論是反戰派或者主戰派，哈貝瑪斯都被看成是反美學者。然而，綜觀哈貝瑪斯的著作，我發現到哈貝瑪斯其實並不反美，以推動全球一體化（globalization）為例，不少人批評所謂全球一體化，無非是將美國霸權合法化，相對於其他國家，美國在科技、經濟、文化影響力都佔有絕對優勢，往往美國鼓吹自由貿易，只是將有利自己的條約強迫他人接受。
但哈貝瑪斯為美國倡導自由貿易而辯護，他在〈歐洲民族國家與全球化的壓力〉中指出：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各國自願參與的結果，自由貿易的精神始於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主導的「一般關稅和貿易協定」（GATT），雖然美國「促成」了GATT的誕生，但是GATT並不是單邊主義式的強迫，而是通過很多國家長時間的磋商、協調。在〈跨國群集〉（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裏面，哈貝瑪斯接受全球一體化是由美國主導這現實，他指出，在全球化大趨勢之下，民族國家的重要性相對減低，但是，歐洲人卻對「美國化」之下的全球化深表憂慮，而這種反應令人們失去了對全球化有一個全面看法的機會。
多元化社會
對哈貝瑪斯來說，推行全球化、世界主義，跟容忍多元文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在【接納他人】一書中，哈貝瑪斯認為國家的憲法是政治文化的結晶，比起其他國家來說，美國的憲法及政治文化更能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和平共存。他甚至以美國為正面例子而批判歐洲國家的狹隘，他認為歐洲人應該學習美國對移民的態度，而不是學習法國、德國、荷蘭。他舉出歐洲人的態度為反面教材：荷蘭學者van de Kaa曾經發表一篇名為〈歐洲移民在歷史終站〉的文章，van de Kaa說：「西歐國家應該盡力防止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湧進來，工作証應該發給有特殊技能者，而這些技能又是社會所急需的，例如足球員、美國軟件專家、印度學者。」哈貝瑪斯慨嘆歐洲社會正在散佈仇外情緒，相反，美國社會接納移民，容許移民保留自己文化，移民融入主流社會或者是「美國化」，是通過自然的過程，但是，德國社會要求移民的「德國化」，卻好像當年普魯士鐵血首相俾斯麥對待波蘭移民一樣，是霸王硬上弓。
筆者對哈貝瑪斯的分析很有同感，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我曾經與一位來自德國的學生交流，她說德國人的仇外情緒十分可怕，當一些新移民被人毆打、房子被燒掉的時候，圍觀者不但沒有伸手援助，反而拍手歡呼。在美國當然亦有少數民族和新移民被歧視的個案，但多數人都不認同肇事者所為。
戰後歐洲民主化
在〈由災難中學習〉裏面，哈貝瑪斯坦誠地、沉痛地檢討二十世紀歐洲承受的災難，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兩次大戰是因為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進入無序狀態，法國大革命之後發生了拿破崙戰爭，跟著是德意志民族主義統一運動，民族國家的猜忌、對立的高峰，就是一九一四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哈貝瑪斯將一七八九年至一九一四年界定為「漫長的十九世紀」，基本上，這時期歐洲的民族主義源於十八世紀的文化遺產。
哈貝瑪斯指出：一九四五年以美國為首的盟軍擊敗納粹德國，打破了歐洲的僵局，西德、日本、義大利這些一度利用民族主義的專制國家，被迫放棄了法西斯，甚至西班牙、葡萄牙亦逐漸民主化，對哈貝瑪斯而言，開明政治是普世精神，所有不是基於這普世精神的政權都缺乏合法基礎，而盟軍的勝利動搖了專制政治的不合法基礎，永遠地摧毀了專制文化牢不可破的神話。
當然，二戰之後歐洲民主化並非一帆風順，因為蘇聯東歐集團在旁邊虎視眈眈。美國與蘇聯的軍備競賽，成為了很多西歐人對美國反感的原因，一九八零年代列根總統籌劃在西歐部署潘興二型飛彈，用以抗衡蘇聯在東歐的核彈恫嚇，西歐因此而出現了大規模的反美示威，對西歐人來說，美國不是解放者、保護者，而是跟蘇聯在歐洲爭地盤的帝國主義者。一方面，哈貝瑪斯明白反美者的心境，他知道核武競賽令所有被捲入的國家長期處於恐懼狀態，但另一方面，哈貝瑪斯亦務實地指出：正是由於核子彈的威脅，所以冷戰始終是冷戰，而沒有變成「熱戰」（真槍實彈地幹起來）。現在回顧歷史，列根總統與戈爾巴喬夫最後達成裁減核武協議，是「通過兵行險著而來的自我克制」（high-risk process of self-domestication），到最後，蘇聯知道以自己的經濟實力，無法繼續與美國長期對峙，蘇聯帝國就此和平地自我崩潰。
哈貝瑪斯的論調，跟很多歷史學家對馬歇爾計劃、戰後歐洲重建、列根總統戰略的評價大同小異。然而，歷史不斷重複自己，現在不少南韓人亦認為美國不是解放者、保護者，而是導致南北韓分裂的霸權主義者，當年西歐人以為美國單方面撤走飛彈，歐洲就會享受和平。今天一些南韓人亦認為美國撤走駐軍，南北韓就會和解。
學生運動
其實，在八零年代西歐反核運動之前，六零年代末、七零年代初，西德和美國都相繼爆發了反建制、反政府的學生運動。哈貝瑪斯在【邁向一個理性社會：學生抗議、科學和政治】一書中指出：這些學生運動都是受到毛澤東和卡斯特羅的啟發，充滿了反美、反資本主義的色彩。然而，哈貝瑪斯卻如此評價那些德國學生：這些學生沒有經歷過納粹時代的痛苦或者戰後的掙扎，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政治迫害、經濟危機，也不知道在現存政治秩序以外，另一類選擇是什麼一回事，他們是戰後新生代，享受繁榮的經濟，卻不知道個人成長、社會運作是需要通過競爭，他們不明白為什麼在富裕社會中仍然有窮人。他對美國學生亦很不客氣：參與學生抗議運動的人都是資產階級的青年人、中產階級白種人，他們並不能代表工人階級、黑人、和發展中國家的人民。
哈貝瑪斯的分析十分有道理，社會理論家吉拉斯（Gouldner）曾經在其名著【新階級】中指出：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其實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往往發動革命者是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應該說，階級鬥爭是「文化資產階級」對抗「經濟資產階級」，我認為，這種情況跟當時歐美學生運動有點相似，青年人發動抗衡建制，並不是因為承受著忍無可忍的政治迫害、經濟剝削，而是因為受過意識形態的洗禮。哈貝瑪斯以上的言論寫在一九七零年，現在重讀起來，我仍然覺得鏗鏘有聲。事實上，當年許多反美、反建制的憤怒青年，現在都已經進入了建制之中，當時放蕩不羈、披頭散髮的嬉皮士，現在是西裝革履的中產階級、企業家。
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戰爭
對美國和伊斯蘭極端主義之鬥爭，哈貝瑪斯的看法十分複雜，在【恐怖時代下的哲學】的採訪錄裏面，一方面哈貝瑪斯指出在阿富汗戰爭中，塔拉班落後的裝備與英美的強大軍力不成比例，前者被後者攻擊，造成一幅道德上令人厭惡的景象（a morally obscene sight），這使人聯想起阿富汗曾經受過殖民主義者侵略的歷史；但另一方面，英美有正當理由剷除這個殘暴的政權，塔拉班壓迫的不單是阿富汗婦女，而是全部阿富汗人民；而美國要求塔拉班交出賓拉登，亦是合理和合法，塔拉班卻拒絕了這個要求。哈貝瑪斯反過來質疑反對阿富汗戰爭的學者，他說許多批評阿富汗戰爭的人都採用了錯誤的分析方法，就是從戰略的實際後果著眼，哈貝瑪斯指出：分析這個案不但需要人類學、歷史學的知識，也需要軍事、政治知識，可惜，在軍事戰略上，許多學者無非是象牙塔內的所謂專家。
在【恐怖時代下的哲學】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理解，為什麼哈貝瑪斯支持北約干預科索沃戰爭，卻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帶著批判態度。他認為科索沃戰爭是一項「國際警察行動」，但是，他對布殊政府的單邊主義卻毫不認同，如你所料，哈貝瑪斯不滿意布殊政府要求美軍可以豁免於受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拒絕簽署生化武器條約、片面撕毀彈道飛彈條約等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
到底科索沃戰爭是否一項「國際警察行動」呢？其合法性又是否勝過伊拉克戰爭呢？這問題似乎還未有定論，其實，兩次戰爭都未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在伊拉克戰爭上，英國主戰，法國反戰，有趣的是，在巴爾幹危機中，英法立場剛剛對調，當時英國首相馬卓安（John Major）反對北約干涉科索沃，一份英國報章甚至說﹕「巴爾幹的戰火就像森林裡的野火，誰都撲不滅，只能砍出防火道不讓它蔓延，朽木燒光了自會停下來。」法國總統希拉克則主張干預，他甚至想撇開美國而採取單邊行動，只要求美國提供軍事情報。
概括地說，哈貝瑪斯並不反戰，而是反對沒有國際共識的單邊軍事行動。
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以為鼓吹普世性的民主、人權等價值，是美國思想的主流，而因著這種普世主義的思想，美國成為干涉他人內政的霸權主義；相反，歐洲後現代思想強調不同體系是無法溝通的（incommensurable），世界上沒有客觀真理、客觀現實、更遑論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
其實，哈貝瑪斯哲學中的世界主義色彩，遠遠超過美國主流的政治哲學。首先，哈貝瑪斯認為，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人們的身份認同不應該再局限於狹隘的民族主義，全球化將會打破國家的界限，歐盟的成立和壯大正彰顯了這種趨勢。在衝破民族界限的過程中，人們必須通過對話來建立普世價值，所以，哈貝瑪斯認為不同體系是可以溝通而達成共識。因著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的原則，他支持北約向塞爾維亞開戰，採取武力解放阿爾巴尼亞人。
羅爾斯（John Rawls）是美國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學家，其著作【正義論】、【正義即是公平】……，是國際公認的經典，但是，羅爾斯強調他的「正義論」，只適用於一個民族國家，他沒有意思要將「美國正義」延伸到全世界；美國法學家兼倫理學家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曾經主張類似哈貝瑪斯的世界主義，但是她的世界主義卻受到大多數美國學者反對，例如知名邏輯論哲學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反之，支持努斯鮑姆的學者是印度人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
跟哈貝瑪斯聯署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美國哲學家羅蒂，既不是反美者，亦不是哈貝瑪斯式的世界主義者，相反，他崇尚愛國主義精神，一九九四年羅蒂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文章，鼓吹美國人應該重視美國精神、國家尊嚴。一九九八年，羅蒂出版了【實現我們的國家】（Achieving our country）一書，在書中他指摘那些跟隨歐洲哲學家海德格（M. Heidegger）、福柯（M. Foucault）的美國左派文人，將整個美國社會批判得一無是處，卻沒有提出任何方案去建立國家，他主張美國人應該在自己的歷史文化中發掘出精髓，而不是妄自菲薄。
其實，與其說美國與歐洲政治上的分歧是出自文化哲學上分歧，倒不如說理想和現實永遠存在著寬闊的鴻溝。哈貝瑪斯認為歐洲人所追求的跨國世界主義、普世人權，是通過開放式的討論，但曾幾何時，歐洲國家的力量如日中天時，歐洲卻向外實施自我中心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甚至將侵略、剝削美化為「白種人的負擔」，歐洲人又何曾與亞洲人、非洲人採取開放式的討論去求同存異呢？二次大戰之後，歐洲國家疲敝不堪，但法國並沒有主動放棄中南半島、阿爾及利亞，荷蘭亦不願意離開印尼，亞洲非洲殖民地得到獨立都要通過流血。哈貝瑪斯亦坦白地指出了一些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歐盟彷彿是世界主義理想的具體表現，但另一方面，歐洲人在接受弱勢社群、新移民、多元文化、推動國際自由貿易方面，卻又不如美國。
結語
在結語中我想強調兩點，第一，我並不是哈貝瑪斯專家，掛一漏萬在所難免；第二，我絕對沒有意思要將哈貝瑪斯的形象塑造成親美學者，事實上，哈貝瑪斯對美國有很多批判，反對布殊政府的單極世界即為一例。哈貝瑪斯是思想清晰的哲學家，他當然不會一股腦兒地全盤反美、或者全盤親美。任何國家都有功有過，哈貝瑪斯向美國的長處借鏡，這種態度是值得稱許的；今年羅蒂在亞歷桑那大學演講時指出：他對戰爭的立場，是按個別情況而定，他支持轟炸南斯拉夫、出兵阿富汗，但反對攻佔伊拉克，然而，羅蒂仍然是愛國主義者。同樣，哈貝瑪斯在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採取不同立場，也不能因此而判斷他是親美或者反美。哈貝瑪斯對美國不同的層面，有批判，亦有讚賞，更重要的是，他一直維持著跟美國人溝通的渠道，現在他是美國西北大學的客座教授。
反對布殊總統的某項政策，並不表示反對他所有政策，例如一些反戰的美國人，支持布殊對同性婚姻的否定態度；反對布殊總統，並不表示反對所有共和黨人，前總統列根的兒子對布殊的評價十分負面，但他卻擁護共和黨；反對共和黨，並不表示反對美國，例如拍攝【華氏九一一】這齣記錄片的摩爾（Moore），明顯地認同民主黨的戈爾，而完全不信任整個布殊政府的共和黨班底，但摩爾認為自己是為美國和世界人民請命。習慣了以一人、一黨代表國家的讀者，可能不大明白多元社會的複雜性，將哈貝瑪斯看為反美，也許是出自這種誤會。
200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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