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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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訓了我們甚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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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最近上畫的《盧旺達飯店》（Hotel Rwanda），是一齣令人心情沉重的電影，這是一個非洲版《辛德勒名單》的真實故事。
「你們是賤如泥土！」
非洲國家盧旺達和蒲隆地，都是由兩個民族組成：胡圖族、圖西族，原本他們受比利時殖民地政府控制，獨立之後，兩個民族的利益衝突逐漸加深。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架載著盧旺達胡圖族總統和蒲隆地總統的飛機被火箭擊落，兩位總統同時喪生。胡圖族激進分子一口咬定這是圖西族的陰謀，於是煽風點火，引發了一場血流成河的大屠殺。在三個月裏面，估計大約有五十萬至一百萬人死於非命。
《盧旺達飯店》講述在這段期間，一位名叫保羅．盧斯蔡伯吉納（Paul Rusesabagina）的平凡人之不平凡事蹟，他是胡圖族人，但妻子是圖西族人，他是一間比利時酒店的經理，這外資物業成為了難民的天堂，他以賄賂、說謊……種種方法，將一千二百多名難民蔭庇在酒店裏面。有一次軍隊幾乎要血洗酒店，保羅情急之下打長途電話向比利時總公司求救，他的上司立即聯絡供應軍方予胡圖族的法國政府，法國向胡圖族軍方說項，保羅與所有難民終於在鬼門關之前轉身而逃。保羅的比利時上司表示無法繼續保証他們以後的安全，他痛心地說：「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都是懦夫！只會袖手旁觀。」
在電影中，有一名加拿大籍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指揮官，在事發之初告訴保羅：歐洲國家將會派兵干預，故此勸勉保羅和其他難民要堅持下去、要懷抱希望。然而，最後抵達的外國軍隊祇是負責撤走外籍人士，卻任由當地人自生自滅。那維和部隊指揮官聽聞消息之後，在酒吧以杜康解愁，他沮喪地對保羅說：「（對西方人來說），你們是賤如泥土。」在電影中，這位指揮官名叫奧利化（Oliver），在現實中，他的名字是羅密歐．達拿里（Romeo Dallaire）。
跟魔鬼握手
最近，美國廣播公司分別採訪了保羅、達拿里和飾演保羅的演員唐奇耳德（Don Cheadle）。自從參與拍攝了這齣電影之後，唐奇耳德十分活躍於國際人道救援計劃，現在他深入蘇丹，從而親身了解蘇丹難民的慘況，希望能夠因著自己大聲疾呼而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達拿里離開盧旺達之後，在一段長時間裏面要以酒精麻醉自己，去年他出版了一本書，題目是《跟魔鬼握手：人道主義在盧旺達失敗》（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 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魔鬼」當然是指喪心病狂的劊子手，那麼，是誰跟魔鬼握手呢？一九九四年，整個盧旺達只有三百名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美國廣播公司的節目主持人稱呼聯合國人員為「聯合國軍隊」時，達拿里更正他：「那是聯合國觀察人員。」（UN Observers），因為他們奉命不能開火。達拿里指出：很早自己已經知道事態嚴重，所以他向聯合國要求派遣四萬五千名軍隊到盧旺達，但所有強國都不理睬他。當聯合國「觀察員」奉命撤退之際，難民哀求他們不要離開，身為無兵司令的達拿里，只能眼巴巴地看著難民送死。
保羅一家人現居於比利時，他指出：《盧旺達飯店》裏面百分之九十都是真實的，百分之十是荷李活的調味料，例如，事實上達拿里並沒有跟他作過很多交談。在大屠殺中保羅失去了十多位親人，然而，他臉上仍然不時掛著甜美的笑容，美國廣播公司的節目主持人忍不住問他：「達拿里好像仍然活在噩夢之中，為什麼你還可以微笑呢？」保羅回答：「我已經盡力做了應該去做的事情。我相信達拿里曾經極力向聯合國、美國爭取援兵，大概他認為自己要對盧旺達大屠殺負責，其實，他並不需要負責。」
怎樣才可以避免歷史重演呢？
在整個採訪節目中，主持人不斷重複著同樣的問題：「我們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嗎？怎樣才可以避免歷史重演呢？」
回顧自一九九四年以來的歷史，彷彿我們並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蘇丹、剛果的難民，不是仍然在漫天烽火下苟延殘喘嗎？美國霍斯電視台時事節目主持人奧維里（Bill O’Reiliy），將矛頭直指聯合國祕書長安南，他質問：「安南是非洲人，為什麼竟然讓同類事件在盧旺達、蘇丹、剛果……不斷重演。他不敢得罪成員國，只顧鞏固自己的位置。」
驟眼看來，人類真是冥頑不靈，彷彿，歷史給人最大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沒有在歷史中汲取教訓。然而，也許更加深層的問題，是我們不清楚歷史教訓我們什麼，或者說：受困於特定時空的人類，只能夠領受有限的歷史教訓。
坦白說，筆者亦曾經「跟魔鬼握手」，換言之，自己就是達拿里所指責的袖手旁觀之一。一九九四年，我極力反對西方國家介入盧旺達。為什麼呢？一九九二年，老布殊總統批准「恢復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tore Hope），派遣軍隊到非洲國家索馬里維持秩序，令難民可以得到聯合國的救援物資。一九九三年，美軍試圖拘捕索馬里軍閥亞德時，受到幾千名索馬里民兵攻擊，結果十八名美軍陣亡，有些美軍的屍體還被拖出來遊街示眾，這些鏡頭在美國電視播映的時候，民眾無不嘩然。人們不禁質問：「為什麼我們幫助他們得到糧食，竟然受到這樣對待？」新上任的克林頓總統自索馬里撤軍，左右派都沒有異議。１９９４年盧旺達發生動亂之際，傳播媒介討論西方國家應否干預，我憤怒地對朋友說：「非洲人有錢買軍火，卻沒有錢買糧食，你可以幫他們甚麼呢？難道西方國家沒有從索馬里事件中汲取教訓嗎？」對自己和大多數人來說，當時的歷史教訓，就是不要介入吃力不討好的國外衝突。
第一次大戰之後，哈定（Harding）總統強調：歷史給予美國的教訓，就是美國不應該干預歐洲的事務。美國傳媒大王赫氏（Willian Hearst）亦大力鼓吹孤立主義。後來納粹黨坐大，我們當然可以「事後諸葛」的批評哈定、赫氏。可是，對他們來說，一次大戰中千千萬萬喪生異鄉美軍的血漬仍未乾透，孤立主義是理所當然由歷史而得到的教訓。
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中國再度爆發內戰，美國政府認為共產黨是爭取農民利益的土地改革者，戰爭並不能解決問題，於是委任馬歇爾將軍、司徒雷登去調停國共內戰。美國有深厚的兩黨政治傳統，對杜魯門總統來說，歷史的教訓，是不同政見者可以組成聯合政府，將鬥爭由戰場轉移到議會。可惜，聯合政府並沒有在中國出現，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杜魯門總統負上了「失掉中國」的罪名。
朝鮮戰爭爆發之後，杜魯門馬上主導聯合國介入韓國，對他而言，「失掉中國」給他的教訓，是美國若不全心全意地支持盟友，後來就會付上更加沈重的代價。一九五三年七月韓戰結束，雙方損兵折將無數，結果仍然維持原本的三八線。在同一年，法國在越南殖民地的戰事失利，法國政府要求美國援助，可是艾森豪總統卻拒絕，他的藉口是：除非英國願意合作，否則美國不會單方面行動。其實，艾森豪記取了韓戰的教訓，他認為如非必要，美國應該避免戰爭，艾森豪言行一致，他縮減大量軍費，將資源轉移在國內建設。一九五四年，法軍在奠邊府一役潰敗，越南獨立之後，展開了南北越的緊張對持局面。之後，詹森、尼克遜對歷史教訓卻有不同的體會，他們認為美國不應該重蹈艾森豪的覆轍……。
有趣的是，每一個政治領袖都覺得自己吸取了歷史的教訓，列根總統認為卡達鴿派路線令蘇聯坐大，這教訓令他矢志擴張軍備；小布殊總統攻擊伊拉克，他認為先發制人的戰略，是基於「九一一」的慘痛教訓。很多作者表達自己觀點時，都強調其論點是基於歷史教訓，主張「不要以暴易暴」的加拿大哲學家高惠亞（Turdy Govier），引述捷克的哈維爾和平地推翻共產政權，來作為支持和平革命的例子，不過，她沒有提及：羅馬尼亞壽西斯古政權是通過暴力鬥爭才被剷除的，至於盧旺達的悲劇，她亦沒有交代。其實，西方國家亦算是汲取了盧旺達大屠殺的教訓，一九九九年，美國與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制止塞爾維亞人對阿爾巴尼亞人作出民族大清洗。但是，很多輿論並沒有認為美國與北約此舉是領受了歷史教訓，相反，上述的高惠亞、還有麻省理工教授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都批評美國與北約迷信武力。
坦白說，筆者對人類能否汲取歷史教訓並不樂觀，問題是：並不是人們對歷史無動於衷，而是受時代限制的人，往往只能夠注目於最接近自己的歷史事件，例如因著一九九三年索馬里事件，一九九四年我情願西方國家「跟魔鬼握手」。遺憾的是，即使能夠將目光縱橫古今的飽學之士，如高惠亞、喬姆斯基，亦難免先有結論，然後在歷史中「選擇教訓」。到底，歷史教訓了我們甚麼呢？我不禁想起了蘇東坡的兩句詩：「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200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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