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從事國際諮詢工作的加拿大人對我說:「根據我的經驗,美國人十分趾高氣揚,因為他們常常對我指手劃腳。」我曾多次探訪加拿大,也曾經碰過一些令我非常反感的加拿大人,但我沒有想過那是否加拿大人的性格。坦白說,我比他見過更多不可一世的美國人,包括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人、印第安人、亞裔人,但我不會輕易地下結論說:「這就是美國人了!」 每個人都有多重身分,他可以是某學校的畢業生,同時是某公司的員工,又是某教會的會員,是某國的公民。但是,往往一個人的國民身份、文化身份,就是最凸顯、最有代表性的身分。 內子在某大學從事與教育科技有關的工作,故此需要跟各大電腦公司的公共關係部門打交道,有一次微軟電腦公司的代表對她十分無禮,她暗示微軟無求於大學,相反是大學有求於微軟。內子只是對我說:「某某女士說話太霸道。」而不是說:「微軟公司是霸權主義。」我們也認識其他在微軟公司工作的的朋友,但他們都是謙謙君子。 前一陣子,亞歷桑那州立大學的新任校長提出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議案,就是將西部校園分割出去,並且將它降格為一所以教學為重、而不是以研究為中心的大學。不消說,這議案招致廣泛的批評,但人們只直接將矛頭指向校長,我從來沒有聽過人如此說:「亞歷桑那州立大學主要校園的人自私自利,他們不想與其他校區分享資源,而且常把其他人的研究工作壓下去,讓自己一枝獨秀。」 我們不會輕易地將一個人的態度,跟她所屬大學、所屬公司、或者其他身分扯上關係,更遑論將其行為概括為她的團體文化。但是,面對與國家、民族、文化、政治等有關的身分,人們會急不及待地下判斷。 我想:也許這是因為幾乎所有社會,都將國民身份之重要性凌駕於其他身分,故此,當我們認識一個人的時候,其國民身份就成為最凸顯一部分。真的,自幼我們已經在潛移默下接受了國民身份是至高無上的,在潛意識運作下,國民身份可以令我們情緒高漲,因而不能冷靜地思考。我們不會對自己的學校、工作場所抱著永遠的忠誠,若果甲大學比乙大學給予我更多獎學金,我當然會取前捨後;工作亦然,廣東口語有云:「東家不打打西家。」莫說員工如此,老闆亦是這樣,當公司不賺錢的時候,老板可以將全盤生意賣出去。但是,在一九九七之前香港出現向外移民潮的時候,不少移民都要背上無形的罪咎感,當時有一派基督徒稱為「承擔派」,暗示移民的人對國家民族缺乏承擔感。 國民身份幾乎成為「終極」的時候,我們再不是單單認識個體的人,在個體背後,是「美國人」、「中國人」、「法國人」、「猶太人」……等標籤。一方面,我們會選擇性地、籠統地將一小撮人的說話、行為,概括為他所代表的文化;另一方面,我們亦會將心目中的美國文化、中國文化、或者其他文化,套在眼前的個體。但是,為什麼我們不會用微軟公司文化、亞歷桑拿州立大學文化去詮釋一個人的思想、行為呢?如果以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次文化對人的影響,可能還高於整體的民族文化。 我撰寫這篇文章,並不是為「趾高氣揚的美國人」辯護,我也希望:當有一天自己無心失言、或者行為不檢時,那位加拿大人不會因此說:「這就是中國人了!」
200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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