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報失誤的責任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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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
自從負責在伊拉克搜尋武器的大衛凱利，宣稱薩達姆在戰前並無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之後，布殊總統的民望急劇下滑，大衛凱利卻將矛頭指向中央情報局：「與其說美國總統需要對人民解釋，不若說情報機關欠了對總統一個解釋。」有關誰人要負責的問題，已經有無數電視節目、座談會、報刊文章發表過不同意見，在這裏我只是從兩個角度分析這問題。
中央情報局局長在喬治城大學演說中指出：「情報工作不會絕對正確，有時會對，有時會錯。」回顧歷史，這確是事實。
一九四八年，美國情報機關預測前蘇聯需要五至十時間才可以發展出核子武器。但他們不知道，蘇聯間諜已經滲入了美國原子能科學家中間，一年之後，蘇聯成功試爆原子彈。
一九六二年，情報機關估計蘇聯不會在古巴部署飛彈，但是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大衛麥宮（David McCone）為保險起見，下令對古巴進行嚴密衛星監察，結果發現蘇聯飛彈已在美國後園。
一九九八年，印度與巴基斯坦分別恢復核子試爆，但事前中央情報局毫不知情。
一九九零年代，情報機關將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而現在伊朗和利比亞公佈的核子計劃，其規模遠超過中央情報局的估計。
一九九九年，國家安全局的間諜衛星截取了蓋達恐怖組織三個成員的通話，內容是關於一項龐大的恐怖攻擊；二零零一年，中央情報局在馬來西亞發現蓋達恐怖組織密謀攻擊美國，而聯邦調查局亦知道一些可疑人物學習「平行」駕駛飛機而無意著陸，眾所周知，種種疏忽之後就是「九一一」。
以上的例子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低估敵人的力量。但是，若以法治精神來考慮，低估的錯誤，比高估值得原諒。法治精神是「寧縱毋枉」，亦即是在沒有足夠証據之時，就要給予對方「疑點之利」（benefits of the doubt）。若以統計學來看，統計學家通常以「零的假設」（null hypothesis）為測試對象，亦即是說，先假設沒有新發現，而不會隨便宣稱有什麼重大科學突破。無怪乎除了「九一一」以外，在其他低估的錯誤中，情報機關都沒有受到猛烈批評。
反過來說，高估敵人的力量和野心，後果可能不堪設想。例如一九八三年，北約在西歐舉行一次名為「強箭手」（Able Archer）的軍事演習，英美情報人員發現華沙公約國的通訊異常頻密，因為克里姆林宮懷疑美國和北約準備先發制人，蘇聯認為美國在西歐部署的潘興二型飛彈，就是專門用來攻擊莫斯科，於是下令三軍全面戒備。其實，當時美國和北約無意對蘇聯和華沙先發制人。試想像，假若蘇聯犯下高估的錯誤而發動戰爭，現今整個世界可能滿佈輻射塵。假如美國真的想先發制人而蘇聯犯了低估的錯誤呢？蘇聯可能會因著失了先機而損兵折將，但斷不會在一次突襲之下全面崩潰。換言之，高估的風險，比低估的風險巨大許多。
簡單地說，布殊與情報機關選擇高估敵人，就需要承擔高風險的後果。二零零一年二月一艘美國潛艇在不適當時候升上水面，撞翻一艘日本漁船，導致九名漁民死亡。在法庭上，艦長表示：他自己沒有犯錯，而他的船員犯錯。法官對艦長說：「這是你的船！」如果一名艦長需要為船員的錯誤而負上責任，更何況是貴為三軍總司令（Commander-in-Chief）的總統呢？
2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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