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金博(Charles Kimball)是一位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學者,他對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帶出尖銳的批評,他認為許多時候美國插手干預外國,令情況更加複雜。金博是猶太裔美國人,後來歸信基督教,並且取得宗教比較學博士學位,他曾經出訪中東四十多次,在一九七九年伊朗人質危機事件中,金博曾代表美方參與談判。他對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深刻認識,但是,我佩服他的原因,並不是由於他的學識淵博、見解獨到。我佩服他,是由於他有一股悲天憫人的宗教精神、出自心底的人道主義,他說:「我希望自己看錯(布殊政府的中東政策),我想盡辦法,希望証明自己是錯誤。」 猶記得一九七零年代,美軍自中南半島撤退,跟著南越政府全面崩潰,在柬埔寨,波爾布特推翻親美的龍諾政府,西哈努親王宣稱:「這是一場對帝國主義的勝利!」許多預言美國中南半島政策將會失敗的人是正確的,然而,美軍撤退之後,越南發生「投奔怒海」,柬埔寨出現了慘絕人寰的赤柬大屠殺,二百萬人死於非命。這種「正確」和「勝利」,對世界又有什麼好處呢?對當前的伊拉克局勢,我感到悲觀。然而,跟金博一樣,我希望自己看錯,亦會想盡辦法証明自己是錯。 兩年前,政論家標馬(Bill Maher)曾樂觀地評估美國改造或者影響其他文化的能力,他說:「二次大戰前日本人以為天皇是神,我們卻成功地將日本改造為民主國家。」戰後麥克阿瑟將軍接管日本,歷史學家史丹利屈策(Stanley Weintraub)指出:當杜魯門總統將麥帥撤職之後,很多日本人為他流淚,由此可見麥帥深得人心;在冷戰結束之後,東歐前共黨國家紛紛倒向美國,斯洛維尼亞(Slovenia)一位官員將美國比擬為父親,歐洲比擬為母親;一九九零年代末期巴爾幹半島發生民族大清洗,波蘭大開門戶,讓美軍成為前赴巴爾幹半島的跳板。 然而,日本、德國、意大利、東歐的情況,跟伊拉克和整個伊斯蘭世界卻是大異小同。二次大戰前,日本、德國、意大利的目標是掠奪資源、擴充勢力,而共產主義基本上以大同社會、經濟改革為號召,可是半個世紀的實驗已顯明其制度失敗,美國願意為他們重建經濟,又何樂而不為?而且,東歐的共產主義是由前蘇聯強加頭上,東歐文化傳統以天主教或者東正教為本,跟無神論格格不入,但與美國的新教文化則十分接近。 可是,這些有利於改革和重建的條件,都不見於伊拉克,什葉派的首要目的不是現代化、自由化、或者是經濟效益,而是要回復中古時代的原教旨主義,紐約時報資深記者佛利民(Thomas Freidman)以豐田凌志(Lexus)房車和橄欖樹來象徵現代化國家與阿拉伯世界人民的追求目標,佛利民讚賞日本人追求現代化的決心,例如豐田車廠努力發展機制人生產線,其成就超歐越美,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卻跟以色列人爭拗聖城耶路撒冷的橄欖樹屬於誰人。布殊政府期望通過伊拉克民主化、以巴和解來除掉恐怖主義的溫床,恐怕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然而,假若伊拉克重建和民主化失敗、美國全面抽身,不但對美國人沒有好處,對伊拉克人亦沒有益處。難怪即使很多美國人反對這場戰爭、亦不喜歡布殊總統,但卻弔詭地支持美軍繼續駐守伊拉克,有些反戰者甚至參與重建伊拉克! 面對台灣局勢,我亦不樂觀,但同樣我希望自己看錯,我也會用盡方法,希望証明自己是錯!四年前台灣首次出現了中國人社會和平轉移政權,當時我十分興奮,四年後的今天,台灣選舉的混亂,卻變成民主的「反示範作用」,台灣大選之後,根據民意調查,香港人支持二零零七年普選的比率明顯下降。 胡祈先生在【北美華人周報】撰文指出:「一個小小只有二千萬人口的台灣島,全民選舉就鬧成這個樣子,打得不可開交,假如中國大陸十三億人進行全民選舉,還不知會搞成什麼模樣?」筆者不少朋友都抱著類似看法,我同意他們的部分見解,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曾經說:「民主不但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換言之,人民必須具有優良質素、開放態度、成熟的判斷眼光,民主才會成功,可是,似乎普遍中國人的思想仍有待「洗禮」、「換血」。 台灣選舉的凌亂、疑雲,不但是民進黨的失敗、國親兩黨的失敗、台灣人的失敗,而且香港和整個中國大陸亦蒙受重大損失,因為這反面教材令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更加機會渺茫。 社會學家羅拔米頓(Robert Merton)曾經提出一個理論,名叫「自我完成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這理論說:人抱著某種看法之後,不期然所作所為都會應驗自己的預言,例如我認為自己資質遲鈍,於是不去努力讀書,結果考試失敗,我就說當初的自我評估正確。無論如何,我自己絕對不會做任何事情去應驗那些悲觀的預言,相反,我希望可以好像查理金博一般,努力去証明自己是錯。無論伊拉克、台灣、香港的民主化怎樣障礙重重、無論什葉派如何死守原教旨主義、無論中國人的政治修養如何不成熟,儒家的「明知不可為而為」,總勝過「自我完成預言」。 200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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