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教訓我們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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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
最近加拿大廣播公司播出了一套特輯，名為【改革俄羅斯：保証俄羅斯不重蹈覆轍】，這套特輯的中心人物是也哥尼夫（Aleksandr
Yakovlev），也哥尼夫在二次大戰時是抵抗納粹德國的英雄軍人，一九五零年代他得到祕密警察（ＫＧＢ）的批准，留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之後回國成為宣傳部部長，後來出任蘇聯駐加拿大大使。一九八零年代末期，他緊密地與戈爾巴喬夫合作，推動蘇聯改革。
俄羅斯的十字架
提起俄羅斯的過去，也哥尼夫懷著無限傷感，他說：「整個國家充滿著數以百萬計的十字架（墳墓），坦白說，我不知道在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有那麼多十字架，有那麼多墳墓，在二十世紀，我們失去一億人。」我不知道也哥尼夫所說的死亡人數是否包括了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死難者，還是只包括蘇聯專制政權自己屠殺的人。但無論如何，這數字仍近乎天文數字，在史太林時代，單是在烏克蘭已經有二千萬人，被史太林故意餓死。美國語言學家和政治評論家喬姆斯基指斥美國是「頭號恐怖主義國家」，我不知道喬姆斯基有沒有讀過蘇聯歷史。
在二次大戰之後，回歸的蘇聯戰俘並不是受到英雄式的歡迎，而是被當成叛國罪犯，他們在古拉格集中營裏面受盡折磨。也哥尼夫描述當時的情景：「在火車月台上有很多婦女，百分之九十九是婦女，他們呼喊、尖叫、哭泣、呼喚名字，火車的窗口架著鐵枝，通過鐵窗，那些沒有刮鬍子的男人拋出紙條，那些紙條上面有他們的名字，他們希望有些人會拾起紙條，然後將紙條交給他們心愛的人，讓愛人知道自己仍然生存，由德國集中營到自己的集中營，非常少人生存，非常少。」
蘇聯集中營在二次大戰前已經存在，三十年代史太林已經「清洗」了無數異己分子。一九八零年代德國史學家
Joachim Fest 、Ernst Notle
等嘗試為二次大戰「翻案」，他們指出：納粹德國並非特別邪惡，蘇聯古拉格群島與德國集中營沒有多大分別。英美盟軍解放了德國集中營裏面的猶太人，但是蘇聯集中營的受害者又誰來解放呢？
二次大戰之後，有無數文學、電影敘述猶太人的苦難，相對之下，俄羅斯死難者卻顯得孤寂。主要原因是：希特拉大舉侵略其它國家，盟軍粉碎納粹德國是出師有名，而俄羅斯人受壓迫則是「內政問題」。有人會說：蘇聯是軍事強國，基於戰略考慮，國際社會當然不會干預。事實上，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相對於納粹德國，蘇聯並不算強大，希特拉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而發動「巴巴路沙行動」時，蘇聯軍隊兵敗如山倒。
聯合國成立之後，原則上國際社會同意「人權高於國家主權」，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指出：「違反人道罪行」（Crimes
against humanity），如政府屠殺自己的公民，是「侵害全人類的罪行」（offense
to all humanity），所以「所有國家都有權對此起訴」（prosecutable
by all nations）。但是，歷史只是重複自己，每次人道災難發生時，「國家主權」仍然是有效的「護身符」。
也哥尼夫三番四次強調歷史的教訓，他說：「我們喜歡重複自己的錯誤……假若我們繼續（對壓迫）袖手旁觀（indifference），我們會再次墮入奴役之中，這奴役可能會延續幾千年，或者我們會滅亡……對邪惡袖手旁觀是我們國家的最大敵人……死難者在萬人塚中呼喊：不要忘記我們！不要讓過去的俄羅斯成為未來的俄羅斯！」
無能者之大能
看罷特輯，我心情極為沉重，也哥尼夫呼喊不要重複歷史，但是，歷史教訓我們甚麼呢？他好像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案去防止歷史重演。蘇聯暴政經歷了幾乎一個世紀才瓦解，也哥尼夫和戈爾巴喬夫在內部的改革固然功不可沒，但不同人對蘇聯和東歐專制政權解體卻有不同的解釋。英國廣播公司的多勞頓（Edward
Stourton）認為：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鼓吹和平革命，是波蘭專制政權崩潰的催化劑，他指出：教宗是波蘭人，教宗感召了波蘭天主教徒抵抗謝魯索斯基政權，波蘭革命可以是流血革命，但因著天主教的和平思想，結果波蘭政體和平地由獨裁演變成民主。
加拿大哲學家高惠亞（Trudy
Govier）亦有類似見解，他引述哲學家霍布士（Hobbes）的理論，認為力量並不等同武力，她又引述捷克異見分子哈維爾（Vaclav
Havel）一句經典名言：「無能者之大能」（Power of the poweless），來支持自己的說法，她認為以暴易暴只會帶來冤冤相報何時了的惡性循環，好像印度聖雄甘地的非暴力革命才是上策，她亦以這種理論來解釋羅馬尼亞專制政權為何崩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羅馬尼亞獨裁者壽西斯古在公開場合亮相時，人們不自願地高呼「壽西斯古萬歲」，突然間，有人呼喊「壽西斯古是獨裁者」，於是群眾將口號由奉承改變為咒罵。高惠亞說：「一個星期之後，壽西斯古被處決，看來這証實了霍布士和甘地的見解。」
多勞頓與高惠亞有一定見地，但是，筆者覺得這種歷史詮釋未免簡化和帶有選擇性。首先，在波蘭以外，很多和平對抗運動都受到政府無情鎮壓而土崩瓦解，其次，羅馬尼亞政權轉移，並非是一場和平革命，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很多武裝力量仍然誓死效忠壽西斯古，要經過一輪血戰，才可以令「壽頭歸西，斯人作古」，壽西斯古遭受處決之後，革命份子將他的屍體向全國展示，為了令效忠壽西斯古的人死心，這是一場典型的以暴易暴，而不是不流血革命。
高惠亞還引述了哈維爾之「無能者之大能」，這句說話曾經被基督教神學家引用，來描述耶穌基督以愛來改變世界。捷克革命之後，哈維爾由異見分子晉升為總統，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巴爾幹半島危機越來越嚴重，可是很多歐洲國家仍然反對干預，哈維爾是第一個歐洲總統，意識到巴爾幹危機是整個歐洲的問題。高惠亞之作品成書時，美伊戰爭還未醞釀，在二零零三年一月，當法德聲言反對英美對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時，哈維爾跟其他七個歐洲國家元首，聯署一封信函表示支持英美的強硬立場，哈維爾說：若一九三零年代英美法及早對德國和義大利採取行動，二次大戰就可能避免。有趣的是，哈維爾是在卸任前聯署這封信，他大可以保持緘默而將這燙手山芋拋給下任總統，大概這位經歷了專制統治的總統，對歷史教訓有不同詮釋。簡單地說，哈維爾「無能者之大能」並不能用來支持反戰思想。
歷史教訓我們什麼？
不少人認為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是因為冷戰時代圍堵政策生效，圍堵政策可以令人不戰而屈。筆者認為這是一個誤解，首先，所謂「冷戰」，並非全然是冷戰，美國在韓戰、越戰這兩場「熱戰」中投下了大量兵力，還有其它小規模的戰爭，如美國出兵中美洲的格林納達，此外，美蘇雙方在全球各地各自支持不同勢力打「代理戰爭」（Proxy
war）。而所謂「圍堵政策」，亦不是出於雙方避戰思想，主要原因是：核子武器帶著「互相保証絕對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阻嚇作用，於是雙方都不敢輕舉妄動，若沒有核子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在二十多年前已發生。
寫了一大堆，「歷史教訓我們什麼」這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也哥尼夫強調「袖手旁觀是最大的敵人」，然而，若不袖手旁觀，怎樣才是適切的行動呢？有多少人願意做「敢死隊」呢？史太林過世之後，繼任者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全會批判史太林的倒行逆施，會場中有人說：「史太林在生時你做過什麼？」赫魯曉夫以銳利的目光橫掃會場一周，跟著說：「誰人這樣說？請站起來。」過了一會兒後，全場鴉雀無聲，亦沒有人站起來，赫魯曉夫說：「那時我亦這樣做。」
要求國內人做「敢死隊」當然十分困難，那麼國際社會又可以做什麼呢？可是，直至今天，人權跟主權的爭論仍未罷休。蘇聯解體、東歐革命帶出什麼歷史功課呢？是否如多勞頓與高惠亞所說，採取和平革命、無能者之大能，就可以結束暴政呢？看來並不盡然，是否只採用圍堵政策就可以令專政體系瓦解呢？看來也不全對。
解讀「歷史教訓」有三個難題，第一，正如上面提過，不同人對歷史有不同解釋，天主教徒、和平主義者側重於波蘭、羅馬尼亞革命的其中一面，猶太人對二次大戰歷史偏重於國際社會對納粹大屠殺的沉默，德國史學家則著眼於二次大戰前夕國際社會對蘇聯集中營視若無睹。
第二，今天的國際形勢、未來的發展方向，未必與過去的歷史有相同條件，在波蘭，天主教教宗可以感召波蘭團結工會對抗專政，在伊拉克和其他中東國家，卻沒有類似若望保祿二世的回教領袖；在冷戰時代，「互相保証絕對毀滅」對主權國家產生阻嚇作用，但對今天隱形的恐怖分子卻不湊效。
第三，倫理學家瑪嘉烈獲加（Margaret
Walker）提出一個十分有趣的觀點：「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是十分幼稚的想法（
childish idea），我們憑什麼說了解歷史真相，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轍呢？」獲加所說有一點道理，了解歷史與避免歷史重演，在邏輯上並沒有必然關係，了解歷史，並不能保証不會重複歷史，例如中國具有深厚的史學傳統，春秋之筆，冠絕天下，可是，外戚、宦官、藩鎮、流寇，仍然不斷地為禍中國歷朝歷代；相反，不面對歷史，也不一定會重複歷史，例如日本至今仍然沒有為自己在二次大戰中醜陋的歷史作出反省，但日本再走上軍國主義之途的機會極之微小。
然而，無論如何，即使解讀歷史教訓極其困難，即使了解歷史真相並不保証悲劇不會重演，我們仍然是責無旁貸。讓我再重複也哥尼夫的說話：「對邪惡袖手旁觀是我們國家的最大敵人……死難者在萬人塚中呼喊：不要忘記我們！」
200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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