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圓而夢不圓：紀念東德和平祈禱會

月圓而夢不圓：

紀念東德和平祈禱會

余創豪

熱鬧的十月

今年十月真的非常熱鬧，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十月三日是中秋節，可謂雙喜臨門。其實，放眼世界舞台，在十月份還有許多具有紀念性的大日子，一九八九年十月二日，東德警察驅散參與祈禱會的和平份子，十月九日卻出現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形勢，和平集會的民眾暴增至七萬人，十月十八日東德獨裁者昂納克（Erich Honecker）被迫辭職，跟著一連串的民眾運動便一發不可收拾，最後拆毀了柏林圍牆，一年之後的十月三日，東德政府解體，東西德統一。

這一幕又一幕驚天動地的改變，完全出人意料之外。新墨西哥州大學社會學教授普斯泰德（Sharon Erickson Nepstad），在一九八零年代還是一名年青小姑娘，她卻千里迢迢跑到歐洲，參與東德人民的解放運動，她說：「我十分佩服東德的異見分子，他們不但受到祕密警察的嚴密監視，而且很多年以來，所有運動都好像毫無進展，他們卻仍然努力不懈。」昂納克曾經誇下海口：「柏林圍牆會繼續矗立一百年以上。」但在一九八九年年底短短幾個月之內，不單只柏林圍牆倒塌、東德變天，整個東歐的鐵幕政權如骨牌般一個又一個倒下。普斯泰德當時有如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德國人亦忙於重建，沒有機會檢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乎普斯泰德決定進入研究院，追尋民主運動的成功因素。

二十年後，普斯泰德已經成為了非暴力革命的權威。一方面，普斯泰德的結論毫不意外，她認為宗教在許多抗爭運動中擔當著重要角色，但另一方面，普斯泰德也指出了令人不安的歷史：很多時候宗教領袖公然要求軍警叛變。

「我們就是人民！」

現在讓我們簡單地重溫這段歷史，一九八九年八月匈牙利開放邊境，容許東德人通過匈牙利投奔西方，此舉製造了大規模的流亡潮，離開的十三萬東德人大部分是社會精英、專業人士，東德社會開始癱瘓，人心浮動。

但在此之前，萊比錫市尼古拉大教堂的富勒爾（Christian Fuehrer）牧師，卻一早已經埋下了反抗專政的種子。一九八二年，他創辦了抗議冷戰時期軍備競賽的星期一「和平祈禱會」，當時參加者寥寥可數。這也難怪，經過了幾十年馬列主義無神論的洗腦之後，東德的基督徒人數只剩下總體人口的百分之十，驟眼看來，這少數團體毫不足懼。一九八八年，富勒爾牧師邀請團體就政治改革的課題，在教堂舉行公開討論，後來，星期一和平祈禱會逐漸變成了東德異議人士的集會，祕密警察開始監視他們的活動。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日，參加祈禱會的人數增加到一萬五千人，東德政府宣傳自己是「人民共和」，聚集者卻喊出了一句對著幹的口號：「我們就是人民」。東德警察以鐵腕政策驅散了這次集會。

十月九日，七萬人聚集在萊比錫舉行燭光晚會，東德領導人意會到事件之嚴重性，一些官員呼籲採取「中國方案」，以阻止示威不斷增長。於是乎，在十月九日傍晚，當局準備執行大規模逮捕，甚至必要時使用致命武力，三千名防暴警察、五百名民兵、三千名正規軍荷槍實彈，在高度戒備狀態下進入郊區和城市。示威群眾仍然呼喊「我們就是人民」的口號，最終軍警沒有開火。隨著的事態發展已是眾所周知，昂納克曾經是光芒耀眼的紅太陽，但一九八九年之後卻產生了一百八十度轉變，一所學校懸掛起昂納克的相片時，學生家長憤怒地抗議。

普斯泰德將東德運動與一九八六年菲律賓的「不流血革命」相提並論，菲律賓獨裁者馬可斯謀殺了異見分子亞奎諾之後，人民反政府活動此起彼落，菲律賓天主教會亦積極地投入運動，並且游說支持馬可斯的軍警棄暗投明，其後有兩名將領公然地表示不支持馬可斯。馬可斯企圖採用武力鎮壓，在一次示威遊行中，軍方嚴令群眾必須在半小時之內清場，否則後果堪虞。突然之間，一群修女站在坦克車之前阻擋去路，這真是極其驚心動魄的一幕！結果，軍隊不但沒有開火，有些士兵還從坦克車裏面爬出來，然後站在人民的一邊。這東方國家的命運，因著那些視死如歸的修女、和不願意向人民開槍的軍隊，奇蹟地改變過來。

消極者的曲線救國

我不反對普斯泰德的見解，宗教人士不畏強權，軍警人性未泯，當然在這些波瀾壯闊的運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筆者認為：這些運動之所以成功，積極參與者固然居功至偉，但即使表面上沒有任何功勞的消極旁觀者，其實也間接幫助了革命。

天主教在波蘭的反抗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東德自由化卻是一場基督新教主導的運動，天主教樞機主教拉汶斯基（Georg Sterzinsky）承認：天主教會「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決心」去支持東德的改革運動。我不會批評東德天主教會，因為無聲抗議總勝過趨炎附勢，試想像，假若當時的天主教領袖出席東德政府的國慶活動，讚美東德的「黃金盛世」，高舉史太林、昂納克的照片，呼籲人民停止分裂活動、締造「和諧社會」……，我相信東德的人心士氣會大打折扣，民主運動即使不土崩瓦解，也會停滯不前。保持緘默，也是一種變相支持。

匈牙利開放邊境之後，十三萬東德人選擇放棄祖國，在拋頭顱、灑熱血的異見分子眼中，這些潛逃者好像是懦夫。然而，正如上面所說，這些消極地逃亡的東德人，令到東德社會難以正常運作，增加了政權的不穩定性，間接地導致了專制政體的覆亡。一九八零年代中期，關於香港回歸的討論如火如荼，無數香港人選擇「用腳投票」，移民到世界各地。當時【突破雜誌】社長蔡元雲醫生，質疑選擇移民的基督徒是否對香港有承擔感，他以二次大戰時期德國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為典範，那時候潘霍華已經離開德國，安全地寄居美利堅，但他卻選擇返回祖國對抗納粹政權，蔡元雲認為：若果自己沒有跟人民一起承擔苦難，在重建的時候便沒有資格分享成果。我佩服蔡元雲的承擔感，但正如對那十三萬東德人的分析一樣，我相信「用腳投票」也是一種抗爭。

結語

民主運動的成與敗，也許並不單是在乎有多少個哈維爾、華利沙、富勒爾、亞奎諾，也在乎社會上是否有許多「擦鞋仔」，還是有更多不願意合作的消極者。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還有幾天便是中秋節，每年中秋，筆者都是「月圓人不圓」，但更深刻的傷痛，是「月圓而夢不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