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捲入越南戰爭，是否因為在決策過程中嚴重失誤呢？歷史學家扎卡里肖（Zachary Shore）認為是的。扎卡里肖是美國海軍研究院的國家安全事務教授，雖然他是一個盲人，但他的視野勝過許多人。在他近作【擺烏龍：為什麼聰明人會做出錯誤的決定】中，他斷言許多時候人們犯錯，是因為思維過於僵化。大部分他在書中列舉的歷史例子都支持這說法，但關於他對越南戰爭的看法，我卻有所保留。據扎卡里肖所說，在冷戰時代，美國政策制定者被困於「平面視圖」（flat view）裡面，他們沒有從不同的角度來評估情況，相反，他們採用了黑白二分的思維：北越領導人胡志明是共產黨人，他將會倒向蘇聯，成為對美國的威脅，這種二元思維的結果，令美國軍隊在越南戰鬥了十年，超過五萬名美兵戰死，三百萬越南人被殺，其中不少是無辜平民。

扎卡里肖指出，胡志明年青時曾經受到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啟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提倡民族自決，反對殖民主義。胡志明聲稱自己心中最偉大的英雄偶像，是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架美國飛機在中越邊境附近被擊落，幸好飛行員獲得越南抗日游擊隊的救助，從那時起，胡志明的軍隊與美國結盟，共同抗擊日本。二戰結束後，胡志明要求越南從法國的管治中獨立，然而，一九五三年艾森豪總統宣布輸送軍事援助予在越南的法國軍隊。扎卡里肖說，胡志明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是，美國的決策者通過與蘇聯對抗的棱鏡看東西，從而不信任胡志明，不用說，越南戰爭是一個嚴重的失誤。

我想強調，我並不試圖評估美國對越南的政策在道德上是對還是錯，但我認為，說這些政策制定者被困在一個所謂「平面視圖」裡面，這也許是不公平的。如果孤立地看越戰，我們可能會質疑這是不可原諒的失誤。但是，如果我們回頭看看更早的歷史，那麼美國對越南的政策可能是正常而自然的。

一九四五至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爆發內戰，許多美國知識分子都受到【紅星在中國】一書的影響，這本書是美國記者斯諾（Eagar Snow）的作品，在書中，斯諾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描繪了一幅很浪漫的圖畫。另一方面，另一位美國記者西奧多懷特（Theodore White）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作出許多負面評論。在美國政治家和人民的眼中，國民黨政府是腐敗獨裁而又無可救藥的政權。杜魯門總統贊同這一觀點，並禁止運送武器予國民黨軍隊，他只是想「讓塵埃落定」（早死早着）。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國國務院發表【對華白皮書】，基本上，白皮書支持對華的不干預政策，一名共和黨參議員批評白皮書一廂情願地粉飾袖手旁觀的政策，這將會增加亞洲被蘇聯征服的危險，但是，杜魯門完全忽略這一警告。

在朝鮮半島，美國採取類似的政策，日本戰敗後，朝鮮半島分為南北韓。由一九四九年初開始，美國開始從韓國撤退，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國副國務卿艾奇遜（Deach Acheson）在全國新聞俱樂部說，韓國不是美國國防在亞洲周邊的重要成分，這等於對朝鮮開綠燈，一九四九年六月底美軍差不多完全退出南韓，只留下五百名軍事顧問。一九五零年，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攻擊韓國，之後，中共支持朝鮮，與聯合國軍隊血戰三年。

如果你是在冷戰時代的美國政策制定者之一，你看到中國向對蘇聯傾斜，韓國幾乎被朝鮮吞噬，而所有這些事之所以發生，皆因以前的決策者袖手旁觀，甚至發放綠燈，那麼，在面對越南危機之際，你會做什麼？美國聯合胡志明對抗法國是不可想像的，畢竟法國是美國在一次和二次大戰的盟友，但如果美國保持中立，越南又會否是下一個中國和韓國呢？還有，一九四八年在歐洲發生柏林危機，史太林封鎖柏林，要逼使居於柏林的德國人向蘇聯屈服。若果將越戰前的歷史放進考慮的因素中，美國將對外政策從被動的非干預改變到積極干預，這是否一個很自然的反應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採取了孤立主義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之後，威爾遜的競選口號是：「他令我們（美國人）遠離戰爭！」（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德國潛艇濫殺英美平民之後，威爾遜改變了主意，但很多美國人抗議參戰，他們反戰的理由是基於門羅主義，門羅主義是一八二三年推出的政策，門羅指出，美國既不會干擾現有的歐洲殖民地，也不插手歐洲國家內政，但歐洲亦不要染指於美洲。一戰結束後，儘管威爾遜一再呼籲加入國際聯盟，但美國國會和人民都拒絕，因為他們擔心在未來美國將被拖進另一場歐洲的衝突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遲至珍珠港被偷襲才參戰。二戰後，孤立主義的幽靈仍在四處遊蕩。「讓塵埃落定」，「南韓並非美國國防外圍的重要成分」等說話，反映了這種「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態。但蘇聯的擴張，徹底地改變了美國人的想法。

扎卡里肖斷言，我們失誤是因為思想太僵化，是因為我們拒絕改變自己固定的觀點。但我認為，我們的錯誤並非源於我們不願改正，相反，很多時候我們過度糾正。讓我說一個開車的比喻，許多司機和乘客在車禍中喪生，是因為矯枉過正。多年以前，我的一些朋友從俄克拉何馬州開車到得克薩斯州休假，司機在控制駕駛盤時，她試圖用右手翻轉盒式磁帶，但她的左手同時移轉了駕駛盤，汽車立即偏離道路，她在恐慌下急劇地把駕駛盤轉到相反的方向，結果車子翻了，導致一死四傷。如果當時她只稍微地糾正駕駛盤，事故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同樣道理，人類的悲劇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相反，這是因為我們從歷史中受到太多教訓，於是我們大幅地扭轉駕駛盤。可是，在什麼也不做和發動全面大規模戰爭之間，決策者應否考慮其他的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