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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歷桑拿州立大學的居斯
(David Krus)
教授，十分熱衷於東西文化的比較，最近他發表了一篇十分有趣的論文，這篇論文是用統計學去比較中國和歐洲的戰爭頻密程度。
居斯教授根據歐洲由一六零零年至一九四五年、和中國自公元前二百零六年至一九一一年的戰爭統計，作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比起歐洲的基督教，更能起出穩定社會和達到和平的作用。在歐洲，每隔五十年便有一次大戰，相對之下，中國平均享受了超過一百年的和平才發生戰爭。最後，居斯教授引述另一位學者所說，認為儒家思想有助於世界和平，可惜儒家思想卻難以被全球接受。
雖然，我對這個題目沒有深入的研究，不過，對於居斯教授的結論，我卻有點保留。無疑，儒家思想強調忍讓，以和為貴，可是，有時這種忍讓卻到了喪權辱國的地步。
例如，在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曾經幾次出兵攻擊臺灣，但戰艦不是觸礁，就是中彈，結果英軍或是被俘，或是敗退。英國向清廷施加壓力，清政府竟然逮捕了在臺灣的將領，以平息英國人的憤怒。
又如在十九世紀末葉，一群琉球人飄流到臺灣牡丹社，卻被土著所殺，日本向清廷抗議，清政府官員竟然說：「問不問罪由貴國裁奪。」於是日本名正言順地揮軍臺灣，事後清廷承認日本的軍事行動是保民義舉，並且給日本賠償了軍費。
如果英國和日本這樣對待一個歐洲國家，一場大戰實在勢不可免，中國人卻以「和平方式」解決了問題。
作家蘇雪林指出：中國向來講究文治主義，欠缺尚武精神，她並引梁啟超的話為証：「詩界千年靡靡風，軍魂銷盡國魂空。」難怪清末民初時中國人被譏笑為「東亞病夫」。
但即使今天中國的國勢已非清朝般薄弱，當日本篡改歷史、強佔釣魚台，和印尼逼害華人時，中國大陸政府還不是「和平地」去面對問題嗎？
由中國人的和平態度，我想起了美國政論家但尼帕拿
(Dennis Prager)
的說話：要完全避免戰爭，就是不抵抗！在西方，這種不抵抗的態度名叫「張伯倫主義」。在二次大戰前夕，希特拉不斷貪婪地擴張，英國首相張伯倫跑到德國慕尼黑跟希特拉「和談」，他讓希特拉為所欲為，只求英倫三島安全大吉。當張伯倫回到英國時，他宣稱：「我由慕尼黑帶回了榮譽與和平！」可是話口未完，納粹魔爪已經伸展到英倫三島。
在美蘇冷戰的高峰期，西歐的和平運動，反對歐洲成為美蘇兩霸的戰場，所以極力要求美國把部署在西歐的核彈撤走，問題是：如果美國撤走，蘇聯也會跟著退出嗎？一位政論家不客氣地說：這是張伯倫主義復活！
儒家的和平思想，是否中國版本的張伯倫主義呢？中國人是否太過「和平」呢？也許，答案並不是黑白分明。當墨西哥人面對外侵時，他們採取了跟清廷和張伯倫截然不同的態度，可是仍然以喪權辱國告終。
這也是發生在十九世紀中期的歷史，當時美國要求墨西哥賣掉加里福尼亞、內華達、亞歷桑拿及新墨西哥等州予美，墨西哥總統山蒂那
(Jose Maria Satana)
明知墨西哥一定打不過美國，可是基於民族主義，墨西哥國會通過了一條法令：與美國談判，屬於叛國行為。於是山蒂那只有硬著頭皮接戰，在美軍血洗墨西哥城之後，那些土地到頭來還是被迫賣掉，戰敗國通常要割地賠款，墨西哥卻能割地收款，這是山姆大叔的「君子風度」吧！。戰後，因為喪權辱國之罪，山蒂那被墨西哥政府押上軍事法庭，他只有流亡海外，臨行前他慨嘆：「我並沒有犯罪，也沒有做了任何對不起墨西哥人民的事情。」這令我聯想起在煤山自盡、力稱「朕非亡國之君」的明末皇帝思宗。
其實，當國家積弱時，不管是主和主戰，都難逃悲劇性的命運。主和者會淪為秦檜、張伯倫之流，而勉強一戰者，卻會步上山蒂那的後塵，也許，若當時清廷誓死跟英國和日本周旋到底，最後只是割更多地、賠更多款。說穿了，當國家富強時，才可以議論是和還是戰，甚至根本沒有外患、和戰的問題。
正義和平的理想，需要有強大的後盾支持，如果美利堅不是超級強國，她怎可能作齊桓晉文之事？又怎可能推動以巴和解、愛爾蘭停火？
基督教常強調：耶穌的能力，是「無能者的大能」，因為耶穌以愛和犧牲，而不是以武力去改變世界。可是，假若耶穌沒有上帝的大能為後盾，祂可以死而復活、創立教會嗎？
儒家的思想，是否如居斯教授所說，可以推動世界和平呢？我實在有點懷疑。
1998.9.27
Further Reading
Krus, D. J., Nelsen, E. A., & Webb J. M. (1998). Recurrence of war in classical east
and west civilizations. Psychological Reports, 83, 13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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