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來,中美關係經歷了不少波折,由南斯拉夫中國領事館被誤炸、中美軍機南海相撞、台海危機、中國入世、到反恐戰爭,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都趨向兩極。 一九九九年,美國眾議院一個特別委員會發表了針對中國大陸的郭斯報告(Cox
report),這份報告指出:以前蘇聯挑戰美國,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蘇聯的路線,「中共可能比蘇聯對美國構成更加危險的威脅……有証據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意圖將焦點集中在美國脆弱的環節……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運用政治、經濟、軍事之影響力,將美國推出亞洲和太平洋範圍。」 九一一事件之後,基督教綠洲(Osasis)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有聲書籍,為九一一作出回應與反省,其中一位講者指出:鑒於美國本土安全是那麼脆弱,政府應該發展飛彈防禦系統,否則中共對美國作出核子突襲,後果堪虞。 因為伊朗軍售事件令列根政府甚為尷尬的諾斯中校,在某次電視訪問中對九一一事件作出評論,他主張美國要痛定思痛,做好準備以防範中共。主持人感到奇怪而回應:「現在我們討論反恐戰爭。」諾斯說:「美國的下場戰爭,可能跟中共交手。」 由恐怖分子的威脅而聯想到中共的威脅,未免是有點神經過敏。但有些美國人對中共的憎恨與恐懼,由此可見一斑。 可是,另一個極端,是對中國的樂觀憧憬,其中表表者是羅拔巴路(Robert
Barro),巴路是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也是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二零零二年他在【商業周刊】發表一篇文章,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評價甚為正面,他指出:中國的平均國民所得由一九六零年的七百美元,躍升為二零零一年的四千三百美元,而人民平均壽命由六零年的四十六歲,增加到二零零零年的七十歲,這是非常重大的成就。 在政治穩定有利經濟發展的大前提下,他不支持天安門運動,他說:「假若(中共)政府屈服在學生的抗議下,可能的結果是政治動亂和差勁的經濟表現。」 巴路又指出:中國在邁向法治和自由開放上已大有進步,禁制法輪功並非收緊宗教自由,而是因為法輪功有反政府傾向。 對於歷史中極左路線造成的悲劇,巴路的態度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他在文章結尾時說:「我感到驚奇,毛澤東仍然維持崇高地位……他要為百萬人的死亡和經濟落後負上責任……但是,明顯地鄧小平相信:向前追求更好的政策,比追究過去的錯誤更加重要。也許,他在這件事上是對的,正如他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對的一樣。」 總括來說,巴路對中國大陸是有讚無彈,即使對六四事件、法輪功、毛澤東的政治運動,巴路的尺度也十分寬鬆。 還有許多類似以上兩種的極端看法,限於篇幅我不能一一舉出。有人會這樣說:「這有什麼稀奇?任何事情都會有兩極言論。就好像統計學中的正常分佈線,兩邊都會有一小撮極端者,大多數正常人聚集在中間。」不過,在統計學中,當資料越來越多時,就越來越多人傾向於中間,這是所謂「縮小差異」(reduce
variance)。稀奇的是:美國人對中國的兩極態度,在過去三十年好像沒有多大改變。無論中美交流如何頻密,美國傳播媒介和學術界怎樣增加蒐集關於中國的資料,兩端之差別好像沒有縮小。 華裔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在回憶錄中提到:一九七九年中國開始對外開放,「美國大眾有時把中國當成白雪公主,有時當成老巫婆。」黃仁宇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觀察家對中國的立場,從偏愛擺盪到不友善,因為他們對兩國之間結構上的差異深感不耐,常常低估問題所在,不論就本質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們可能輕易被虛假的希望點燃,希望破滅時,也很容易產生情緒上的反應。」二十多年後,白雪公主與老巫婆的形像依然,黃仁宇的說話,好像是針對著今天的諾斯中校和巴路教授說的! 200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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