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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波普爾（Karl Popper 1902-1994）和哈貝馬斯（J. Habermas 1929-）是近代兩位偉大哲學家，請讀者不要看到「哲學」兩個字就翻到下一頁去，這篇雜文並不是要討論哲學，而是簡介兩位思想家對於戰爭與和平的看法，波普爾是反共思想家、科學哲學家，哈貝馬斯是批判理論哲學家、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不過，我在本文將他們放在一起，並不是由於他們一右一左，雖然這是有趣的對比，但更加相映成趣的，是波普爾年青時是和平主義者，但在晚年卻強硬地支持美國和北約以戰止戰；相反，哈貝馬斯卻由高姿態地支持北約的武力干預，變為批判美國的單邊軍事行動。
期待沒有勝利的和平和以戰止戰：由一戰到二戰
波普爾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他說自己本來是和平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之前，他強烈地反對奧地利的軍國主義，一戰爆發時，德意志、奧匈帝國、土耳其是同盟國，他只希望歐洲能盡快恢復和平，戰爭只會令所有人受損，而不會有真正的勝利，一九一四年他寫了一首詩，題目是【慶祝和平】（Celebration of peace），在詩裏面他希望敵人全部回家，他沒有說要得到勝利，而是要得到和平。波普爾說：「我就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反戰份子，不再認為會有敵人將戰敗返鄉這種事了。」（引述波普爾的說話，是出自王凌霄先生翻譯的【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普爾訪談演講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下同。）一九一五年德國入侵中立國比利時，波普爾認為德國不遵守條約，同盟國並不是正義的一方，於是他開始變成激進的反戰份子。
鑑於他對歐洲列強自私自利感到失望，年青的波普爾毅然投身於充滿理想色彩的共產主義運動，可是，在維也納目睹六名示威的共產黨人被警察開槍擊斃之後，他開始懷疑共產主義這種「期待流血」的戰略，他說：「我覺得犧牲自己、讓自己冒生命的危險，這沒有問題；但是，我們是在鼓動別人置身險地，甚至被人槍殺，我們沒有這種權力。政黨領袖也沒有權力叫別人犧牲，叫別人冒生命危險。」於是乎，他把馬克思的著作從頭到尾細讀一遍，最後決定放棄共產主義。
波普爾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就是應該要以戰止戰。二戰發生之前，英國首相張伯倫（N. Chamberlain）在和平的名義下姑息納粹德國的所作所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年，「戰爭在歐洲或是美國政府的公開言論中，都是被禁止的事情。不管發生什麼事，反正不能打仗就對了；這就是一九三九年國際間大致的態度。」不消說，波普爾贊成應該在納粹德國羽翼豐滿之前就將他拉下馬。
11.4 萬枚廣島原子彈：古巴飛彈危機
在冷戰期間，波普爾亦主張以戰止戰，這與他反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大有關係，通過精心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他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下，資本主義不能改造，只能摧毀。赫魯曉夫的一句話，令波普爾震驚不已：「鏟除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的核心課題。」在蘇聯眼中，資本主義等同英國和美國，一定要徹底消滅。一九六二年，蘇聯在古巴部署朝向美國的導彈，正是要實踐這個目的，波普爾再次引述赫魯曉夫的說話：「我們要部署導彈，足以摧毀紐約、芝加哥和其他的工業大城，華盛頓這種小村落，更沒有殘存的道理， … 美國可能沒有預料到當時國家正面對全面性的毀滅。」
為此之故，波普爾嚴詞批評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薩哈羅夫的核武研究在一九六一年取得重大突破，蘇聯製造的核子彈威力是投在廣島長崎原子彈的三千倍，一年之後，赫魯曉夫就把飛彈部署在古巴，在美國間諜衛星發現飛彈基地之前，已經有三十八枚飛彈運抵古巴，這套核子裝備足以摧毀 11.4 萬個好像廣島那樣的城市。波普爾說：「你把相當於11.4 萬枚廣島原子彈的武器放在古巴，就是為了跟美國達成武器談判協議嗎？太荒謬了！如果蘇聯的導彈已經準備就緒，他們一定會用的。」不消說，波普爾支持甘迺迪總統封鎖古巴，強迫蘇聯撤走導彈。
不過，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 Chomsky）對古巴飛彈危機和冷戰歷史卻有不同的理解，他認為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之前，美國已經在土耳其設有飛彈基地，蘇聯無非被迫自衛，才武裝古巴；此外，蘇聯本來有意令東西德統一，由於美國的分化政策，故此東西德之間築起了柏林圍牆；還有，蘇聯入侵阿富汗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誘使而發生的。喬姆斯基所說是否符合歷史，歷史學家自有公論。就著古巴飛彈危機而論，波普爾並不認為自己偏袒美國，他指出：蘇聯在美國後園部署全面毀滅性的武器，但另一方面，美國並沒有徹底消滅蘇聯的意圖，波普爾說：「戈爾巴喬夫訪問過美國好幾次，看清了那裏的真相；他發現自由世界的人民對蘇聯的沒有侵略的意圖，反而希望蘇聯早日回到現實來， … 蘇聯人的想法的確異於美國人，美國人不是一天到晚在盤算同歸於盡的戰爭遊戲。」事實上，遠在一九四七年美國外交官和歷史學家肯南（George Kennan）已經提出「圍堵」蘇聯的戰略，所謂「圍堵」，目的不是要消滅蘇聯，而是阻止國際共產運動的擴散。美國比蘇聯早五年擁有原子武器、早十年擁有長程轟炸機，但杜魯門總統卻顯出高度自我克制。
南斯拉夫與索馬里：放下武器是虛無主義
冷戰結束之後，波普爾繼續鼓吹以戰止戰的思想，針對發生在一九九零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波斯尼亞大屠殺，他呼籲歐洲、美國、聯合國武力介入。「袖手旁觀是不人道的，而且在道德上也不對。」他批評克林頓總統「搖擺不定」的政策，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他又批評和平主義者：「『和平，和平。』他們總是說。但是，我們已經學得教訓，知道在地球上維護和平必須用武器做靠山；同樣的道理、同樣的手段，也出現在警察身上，他們要配置武器，才能維持國家治安。你總不能跟罪犯達成協議，得到和平吧！」當時除了巴爾幹半島危機，索馬里（Somalia）也陷入內戰，德國哲學家伽大瑪（H. Gadamer）反對聯合國動用武力干預，波普爾批評說：「接受他的看法，就永遠無法得到和平。在一個原子彈遍佈的世界裏，勸他人放下武器，根本是一種虛無主義。」
波普爾在一九九四年身故，歐洲、美國始終沒有以強勢武力介入波斯尼亞。一九九五年，塞爾維亞軍隊長驅直入被聯合國劃定為「安全區」的沙賓力加（Srebrenica），屠殺了九千名波斯尼亞回教徒，由一百一十名荷蘭軍人組成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完全不抵抗。一九九零年代末期，塞爾維亞膽子越來越大，科索沃又發生民族大清洗，可是，波普爾已不在人世，於是乎，另一位哲學家振臂一呼，要求北約制裁塞爾維亞，他就是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
科索沃危機：超越民族的世界主義
一九九九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哈貝馬斯發表一篇題目為〈獸性與人道〉的文章，表達出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的立場。哈貝馬斯指出：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並不是侵略行為，而是保護阿爾巴尼亞民族的正義行為，因此它具有相當程度的合法性，雖然轟炸行動可能會帶來平民傷亡，但這些只不過是技術不完善的結果，而不是故意的。哈貝馬斯主張一種超越民族的世界主義（Post-national cosmopolitanism），在這前提下，德軍並不是以德意志民族的身分，干涉南斯拉夫民族的內政，而是以世界公民的身分，援助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
北約對南斯拉夫動武，並沒有通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哈貝馬斯又怎樣解釋呢？哈貝馬斯認為：聯合國已經無法承擔跨越民族的使命，要改造聯合國並非一朝一夕可以達成，故此，歐盟成為了改造聯合國的榜樣，北約軍隊肩負起聯合國並沒有做到的使命。
阿富汗戰爭：塔拉班是殘暴政權
兩年之後，美國遭遇「九一一」恐怖襲擊，哈貝馬斯高度評價美國人的反應，他說在紐約人們高舉愛國主義，但沒有復仇的衝動。在【恐怖時代下的哲學】的採訪錄裏面，一方面哈貝馬斯指出在阿富汗戰爭中，塔拉班落後的裝備與英美的強大軍力不成比例，前者被後者攻擊，造成一幅道德上令人厭惡的景象（a morally obscene sight），這使人聯想起阿富汗曾經受過殖民主義者侵略的歷史；但另一方面，英美有正當理由剷除這個殘暴的政權，塔拉班壓迫的不單是阿富汗婦女，而是全部阿富汗人民；而美國要求塔拉班交出賓拉登，亦是合理和合法，塔拉班卻拒絕了這個要求。哈貝馬斯反過來質疑反對阿富汗戰爭的學者，他說許多批評阿富汗戰爭的人都採用了錯誤的分析方法，就是從戰略的實際後果著眼，哈貝馬斯指出：分析這個案不但需要人類學、歷史學的知識，也需要軍事、政治知識，可惜，在軍事戰略上，許多學者無非是象牙塔內的所謂專家。
伊拉克戰爭：不可思議
二零零三年美國向伊拉克開戰，哈貝馬斯和六位知識分子在歐洲報刊發表宣言，反對美國壟斷的單極世界、提倡多元世界。劉曉波先生隨即於【開放雜誌】發表文章回應，題目是：〈哈貝馬斯等的反美悖論〉，他指出：哈貝馬斯一九九九年強烈支持未經聯合國授權的科索沃戰爭之理由，完全適用於伊拉克戰爭，然而後來卻自相矛盾。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曹衛東這樣分析：哈貝馬斯鼓吹通過理性溝通從而達成共識，他向來主張把人類引向一個理想的溝通環境，在那裏不應當存在著強權，更沒有訴諸武力的衝突，因此，藉著戰爭來制止戰爭的做法，明顯地不是哈貝馬斯的理想，換言之，支持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反對伊拉克戰爭，是難以自圓其說、「難免讓人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的童世駿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學刊【二十一世紀】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論哈貝馬斯對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不同態度〉，童世駿教授指出：哈貝瑪斯認為歐洲人所追求的是跨民族世界主義、普世人權，是通過開放式的討論而達成共識，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相反，美國宣揚的民主、人權，是走單邊主義而將自己意願強加於人。
不過，童世駿的解釋並非全無漏洞，是否得到所有北約或者歐盟成員國同意，那麼戰爭就具有合法性和正義性呢？倫理學家會反駁：道德價值並不是多數服從少數的投票結果。
結語
波普爾和哈貝馬斯並不是熱血青年，他們不但是「身經百戰」（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冷戰、南斯拉夫內戰、反恐戰爭、伊拉克戰爭）的老人，而且是學富五車、名滿天下的哲學家，他們對戰爭的看法當然值得我們去深思。波普爾由和平主義走向以戰止戰，哈貝馬斯由主戰變成反戰，那麼，到底何者的立場是對呢？我恐怕這並沒有簡單的答案。
假設二次大戰之前英美對法西斯先發制人，沒有給德國和日本發動猶太人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機會，波普爾會站起來反對英美「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還是仍然會贊成以戰止戰呢？如果甘迺迪因著封鎖古巴而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波普爾會認為美蘇應該和談，還是美國應該採取將全世界推向戰爭邊緣的斷然行動呢？若果南斯拉夫內戰剛剛爆發，北約軍隊馬上介入，沒有給塞爾維亞在沙賓力加進行大屠殺、在科索沃施行民族作大清洗的機會，哈貝馬斯會鼓吹世界主義軍事行動，還是會提倡理性溝通呢？假若 … 我還是留待讀者自己分析吧！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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