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參加了一個觀察團,看一看二零零五年卡特里娜颶風怎樣影響了現今的新奧爾良。若只看市中心,似乎一切已經恢復正常,有許多大型會議在市中心同時舉行,而節日和文娛活動一個接一個。然而,當領隊帶與者遠離市中心而進入住宅區時,我們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許多受損的房子還沒
有修復,其中許多還是騰空的,它們看起來就像六年前一樣。說它有如第三世界已算是客氣,坦率地說,它像一個戰後的廢墟。
卡特里娜颶風不僅是震驚了美國,而是整個世界,出人意料的不是風暴的幅度,而是美國政府遲緩的反應以及隨後的混亂局面,很多居民被困在沒有食物和水的地方,但他們等了很久才得到政府營救。【芝加哥論壇報】專欄作家克拉倫斯皮爾(Clarence
Page)說:很多人通過電視看見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都在問同樣一個問題:「這是美國嗎?」其中一名女災民在屋頂寫下了幾個控訴式的大字:「這不是美國!」
在他的自傳【決策點】(Decision
points)中,美國前總統喬治布殊為自己在卡特里娜中的表現辯護,他說自己和聯邦政府試圖盡快幫助受害者,但根據法律,除非當地政府決定將指揮權移交給中央政府,否則聯邦政府不能接管救援行動。我不喜歡布殊的許多政策,但在卡特里娜中我很諒解他的困難。
事發之際,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主任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告訴災區以外的救援部門,除非地方政府作出直接要求,不然他們不能派救援人員到災區。布朗面臨很多救災不力的批評,後來他被迫辭職。由於災難惡化,國土安全部秘書長切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決定接管救災行動,但路易斯安那州州長布蘭科(Blanco)拒絕,她表示自己的國民警衛隊可以控制局面。
布殊總統敦促布蘭科放棄她的權力,讓聯邦政府接管,但蘭科說她需要更多時間來考慮一下。布殊回答說:「我們沒有時間。」布什說得對,當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正在喋喋不休地討論時,人民一個又一個的被洪水淹沒,最後,一千八百六十三人死於颶風和洪水。
美國的國父們不想權力過分集中在中央政府,因此他們設計了一套平衡系統。但是,在生死攸關的情況下,我們還有時間討論政治哲學嗎?開國元勳有沒有預見卡特里娜和其他自然災害呢?
我們是否需要一套在緊急情況下的決策機制呢?
一九七九年三哩島事故是另一個決策遲緩的例子,賓夕法尼亞州多芬縣的核反應堆失控,一個由五位專家組成的小組商議是否所有居民需要撤離,但任何決定必須得到五個專家一致通過,這場辯論持續了幾天,最後政府建議居民自願撤離。幸好核反應堆沒有出事,但是,如果輻射真的洩漏出來,那五位專家會如何向市民交代呢?難道他們會說:「對不起,我們是科學家,除非有不容置疑的科學證據,否則我們不能妄下結論」?
我認為盟軍在二戰期間的決策機制是值得我們考慮的,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軍登陸諾曼底,展開了大反攻的序幕。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最初選定的日期為六月五日,五月的天氣大部分是晴朗,但在六月初卻惡化起來,六月四日的風勢顯然不適合登陸,而且低雲層將阻止飛機找到目標。艾森豪和幾個高級將領討論,蒙哥馬利將軍支持按照計劃向前推進,但大多數將領表示懷疑,最後艾森豪下令進攻。按照今天的標準,艾森豪的做法極不民主,但無論如何,諾曼底登陸成功地打破了納粹的歐洲堡壘。
請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必須以制衡的方式去避免權力腐敗,單邊主義可能導致可怕的後果。但在某些場合下,我們不能無休止地爭拗而不採取任何行動。州政府的自主權並不是絕對的,在一八六零年代,美國南方各州堅持保留奴隸制,他們聲稱聯邦政府不能干預地方的治權,但林肯總統攻擊南部去解放黑人,他無視州政府的權利,訴諸以更高的道德原則。在卡特里娜風災中,拯救受洪水所困的災民是否比較尊重地方政府的自主權更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