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曉波談到不識做奴恥

余創豪

二零一零年的第一天，筆者在洛杉磯渡過。當早晨醒過來的時候，我將收音機頻道調到粵語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是一位著名的海外華人知識子，但其評論卻令到本來朝氣勃勃的新年清晨，頓時變得好像烏雲蓋頂。該節目主持人說：去年美國金融風暴顯示了資本主義深層的弱點。相反，中國没有受到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中國制定了一個跟西方大相逕庭的運作模式，並且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令人懷疑西方的人權和民主是否必然正確。除了西方模式，還有許多其他發展方式，例如新加坡模式。

其實，類似以上為中國政府辯護的言論可謂司空見慣，本來不值得大驚小怪。但今次時間因素卻成為了一個重要的關鍵。以上評論發表在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十一年徒刑的一個星期內。那位海外華人知識分子不但沒有仗義執言，反而挑戰人權的普遍性。

當局對劉先生的指控是荒謬的，那位評論員的見解亦同樣是荒謬。由對金融風暴具有免役力的經濟體系，又怎能夠推論到人權和民主未必正確的政治觀呢？如果不承認人權需要保障，那位評論員可以在電台節目中自由地表達他的觀點嗎？劉先生因言入罪而失去自由，正是因為生活在缺乏保護人權的不民主社會。

劉先生並没有接受輸出革命的外國政府之援助，在江西瑞金建立一個獨立的武裝政府，也没有鼓吹「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煽動年青人無法無天地衝擊政府機關，批鬥國家主席。他在其作品中明確提出自己的立場：「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之時，居然是受害者用愛面對恨，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 非暴力維權運動不追求奪取政權的目標，而是致力於建設一個可以有尊嚴地活著的人性社會。」

整件事情最令人難過的地方，不是對劉先生的不合理檢控，而是一部分中國人表現的奴性文化。這篇文章並不是只針對一個海外華人，我們需要對歷史悠久的奴性傳統作出深徹反省。

唐朝的張說便是一個奴性傳統的好例子，他本貴為丞相，但皇帝一個不高興，便把他眨謫為岳州刺史。張說任幽州都督時，寫下了傳頌千古的【幽州夜飲】：「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明明是由中央流放到邊陲，卻還要謝主恩隆，這是中國讀書人的悲哀。詩聖杜甫是比較敢言的詩人，其名作【兵車行】、【三吏】、【三別】，都是控訴唐朝的拓邊戰爭，但他仍然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仍免不了對明主聖君的盼望。

在有些場合中，歌功頌德、順應時勢是可以諒解的。文革期間藝術家丁紹光在參觀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之前，必須要打開【毛語錄】朗讀批判封建主義的文字。丁紹光跟一位出身紅色家庭的女孩約會，卻受到其家長反對，因為他被劃為「黑五類」，為了取悅她的父母，他要畫一幅毛主席的大油畫。

從古到今，中國人被迫地做順民，如前所說，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沒有太多的選擇。但令人可惜的是，海外華人沒有面臨威脅，卻仍然找尋藉口發揮奴性文化。一名海外華人基督徒說自己欣見中國過去十多年來的改變。他被神的愛徹底改變，省察到在外面不斷罵政府是不能幫助十三億人。這是對基督教精神嚴重的歪曲。基督教有一個先知傳統，先知不會因為上帝的愛而閉嘴。剛好相反，因為上帝的愛，他們勇於反對政治社會的種種不公義，我不是說歷史中西方人沒有表現出奴性，但由於先知精神其改革動力遠高於奴性文化。

中國的悲劇是我們太少劉曉波，太多以和為貴者。筆者不禁要沈痛地引用秋謹【寶刀歌】其中幾句作為總結：「漢家宮闕斜陽里，五千餘年古國死。一睡沉沉數百年，大家不識做奴恥。」

2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