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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後來証實了這項所謂聯合國的決定只是誤傳，自一九七三年起聯合國已經採用簡體中文，而不是有繁簡兩個版本，所以根本不存在廢止繁體字這回事。但由此挑起了海峽兩岸三地的「繁簡之爭」。 【維基百科】的＜簡化字評價＞列舉了九個贊成使用簡體字的理由，十六個反對理由。要逐一分析的話，恐怕並不是這篇幾千字的文章所能勝任，而且，雙方許多論據，相信讀者都耳熟能詳，例如簡體字有利於普及教育、掃除文盲，繁體字有助文化傳承，簡體字部件多了，組字的科學性大減，系統混亂，比繁體更難學、難用、難記 … 。 在這篇文章裏面，筆者嘗試以一個較少人著眼的視角討論這個問題：跨越文化視點。中文的繁簡之爭屬於華人世界的自家事，為什麼這關涉到國際觀點呢？首先，除了中國之外，日本、韓國也使用漢字，繁簡之爭對於其他東亞文化有什麼影響呢？其次，中文並不是唯一面對多個版本這種困擾的語文，英文亦曾經歷過繁簡之爭，筆者將會討論英文繁簡之爭對中文的啓迪。 繁體漢字在中國文化與東亞文化的地位 一位筆名為不肖生的作者認為：繁體漢字不單是中國文化的遺產，也是東亞文化的共同財產，推行簡體字不但造成中國文化的斷層，也會令使用繁體漢字的日本文化、朝鮮文化受到負面影響。舉例說，簡化字把「後」和「后」合併成一個字，日本姓氏「後藤」被改成「后藤」。事實上，「后」、「後」兩字發音在日文中根本不同，這種簡化字在其他用漢字的國家完全行不通，「只會為東亞漢字文化圈吹皺一池春水」。 這種說法也許是誇大了繁體漢字在東亞文化中的重要性。先說朝鮮文化，一九四八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已經完全放棄了漢字，僅保留了十幾個漢字；一九七０年代大韓民國（南韓）亦宣佈停止在學校教授漢字，此後使用漢字的韓國人逐漸減少。雖然近年來又有恢復漢字的呼聲，但漢字在整個文字系統中所佔的比重不大。 更重要的是，南韓使用的繁體漢字，很多寫法比台灣、香港的寫法更接近中國傳統的正體字，如用「眞」而不用「真」。還有，裴勇俊的「裴」，南韓把「裵」作為正字，但是中國人把「裴」作為正字，「裵」列為異體字。從前中國人作出這些文字轉變時，也沒有考慮朝鮮文化。 此外，朝鮮文化的漢字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一九八三年《朝鮮日報》公佈第一批簡體字九十個，在《朝鮮日報》上使用，與簡體中文相同的有二十九個，差不多相同的有四個。《朝鮮日報》甚至指出﹕韓國人應學習簡體漢字。「現在韓國各級學校仍教授學生繁體漢字﹐使那些接受過高等教育只懂繁體字的韓國人一到中國機場﹐就頓時變成了文盲」。 現在再談到日本，安本美典在一九六三年的【言語生活雜誌】上面發表了一篇題目是＜漢字的將來＞的論文，提到一個漢字字數的調查統計數據：自一九零零年（明治三十三年）至一九五五年（昭和三十年）隨機抽樣取出一百名作家的一百篇小說，再自當中各取出一千字，統計結果是漢字使用率直線下降。按照這個趨勢，日本的漢字將會在二一九一年完全消失。筆者的專業是統計學，故此知道這推論不可以盡信，因為這種「迴歸式」（regression）模型假設了將來的種種條件跟過去的一樣，但歷史當然不會如此穩定地發展。無論如何，至少可以說，目前漢字在日本文化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況且，日本亦不是沒有吸納甚至自製簡化字的經驗，一九四六年日本內閣公佈了【當用漢字表】，收字1850個，其中有131個是簡體字。 筆者並不是執著以上的例子而贊成推行簡體字，我只是說「繁體字是東亞文化的共同財產」並不是維護繁體字的有力論証。有趣的是，漢字在朝鮮文化、大和文化存在了過千年，但韓國人、日本人在廢除漢字時，卻沒有考慮這會造成文化斷層、新一代看不懂古籍這些問題，畢竟，對他們來說，漢字屬於外來文化。倘若繁體字在華人世界中被取締，韓國人、日本人仍然會自己決定怎樣處理本身的漢字。
「女王英語」和變種英文 有趣的是，英文亦曾經出現過不同形式的「繁簡之爭」，在十九世紀時，英文已經成為世界性語言，美利堅、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 … 等多個國家或者地區都使用英語，當時英國人驕傲地說：走到哪裏，都可以聽到標準的「女王英語」（Queen’s English），所謂「女王英語」，是指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語。但曾幾何時，在全世界不同地區逐漸產生了有異於「女王英語」的變種英文。 一八七七年，語言學家斯威特（Henry Sweet）憂慮地指出：一個世紀之內，美國英文、澳大利亞英文、大不列顛英文將會互相無法溝通（mutually unintelligible）。一個世紀之後，這一預言並沒有實現。可是，一九七０年代，牛津英文字典的主編柏菲德（Robert Burchfield）又作出同樣危言聳聽的預言：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拉丁文分崩離析，後來演變成不同的歐洲語言，例如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在幾個世紀之後，英文亦將會分解成不同的語言。 英國上議院議員 Lord Davies of Leek 甚至將英文的「腐敗」歸咎於道德敗壞，他認為英文的標準模糊不清，表明出我們活在一個對宗教、上帝、家庭、自我都缺乏了肯定的世界。 雖然斯威特、柏菲德、Lord Davies of Leek有點誇張，但也不是無的放矢，事實上，在世界不同角落英文的結構和運用逐漸脫離女王英語的標準，有些趨勢是由繁入簡，有些是由簡入繁。提起美國英文，你可能會以為這是一個由繁入簡的例子，不是嗎？「程序」的英式寫法是 programme，美式寫法省略為 program，有時美國人甚至將 examination 節約成 exam，把 maximize 簡化為 max，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人都傾向於將英文簡單複雜化，這正是英國作家紐曼（Edwin Newman）、西門（John Simon）、沙快（William Safire）批評美式英語的要點，紐曼一本著作的題目特別充滿火藥味：【嚴格來說，或者美語是否英文的死亡？】（Strictly speaking or Will American be the death of English）以下是一些英國人指控美式英語「簡單複雜化」的例子：
【英王雅各欽定本聖經】的【詩篇第二十三篇】開頭兩句十分簡潔：「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止缺乏。）英國工黨議員參孫（Alan Simpson）以諷刺的口吻，用美式「繁體英文」重寫【詩篇第二十三篇】：「The Lord is my external-internal integrative mechanism. I shall not be deprived of gratifications for my viscogeneric hungers or my need dispositions.」這雖然有點誇張，但報讀美國研究院的學生都親身經歷過考 GRE英文部分的痛苦，那些好像aureole, solace, martinet, regatta … 等詞彙，連英國人看見也瞪目結舌。 英文由繁入簡的例子，則見於加勒比海島國牙買加（Jamaica），以下是一些例子：
牙買加英文的串字比標準英文少一兩個字母，如你所料，維護女王英語的英國人當然無法接受這些英文簡體字。除了美語和牙買加英文之外，澳洲、印度、星加坡 … 等不同的「異體」英文，也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立法機關不能操控語文的命運 英國著名作家麥克朗（Robert McCrum）分析了一個世紀英文的「繁簡之爭」後，作出如下結論：「英文並不能由立法機關控制，或者由委員會改造 … 英文有自己的動力和法則 …語文一直都是社會的鏡子，英文也不例外。」 那麼，英文的「繁簡之爭」對中文的「繁簡之爭」又有什麼啓廸呢？首先，語文是社會生活的產物，由簡入繁、或者由繁入簡，都不是必然的發展規律，牙買加的經濟尚待發展，國民教育水平不高，在這種社會條件下，英文簡單化是可以理解的。相反，美國在經濟、科技、教育各方面都處於領先水平，人的生活、思想變得複雜，語言難免也複雜起來。正如麥克朗所說：這並不是一個立法機關或者委員會可以通過行政手段就改變過來。事實上，無論英國人怎樣聲嘶力竭地呼喊，美國、牙買加、澳洲、印度，仍然保持著自己的英語特色。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德錦對於繁體字的傳承抱著樂觀態度，在電腦輸入法普及化之後，繁體字並不比簡體字難用，而且繁體字具有強勒的文化傳承力，簡體字並不會因某個政府或者國際機構作出什麼宣告，就能夠令到繁體字消亡。 回顧歷史，基於立法程序、行政命令而推行的文字改革，有時變了拔苗助長，結果適得其反。舉例說，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頒佈了【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但操之過急，許多字體過度簡化，造成一片混亂，於是一九八六年宣佈了【國務院批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的通知】，在這通知發表之後，一九七七年的漢字簡化方案停止使用，「今後，對漢字的簡化應持謹慎態度，使漢字的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以利於社會應用。」但無論如何，由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六這九年間打開的潘杜拉盒子（Pandora box），也並不是一次通知就可以補救。麥克朗說：「英文有自己的動力和法則。」其實，任何語文亦然，中文也不例外，英語世界的有識之士可以容許大不列顛英文、美利堅英文、印度英文、牙買加英文順著自己的社會條件自然發展，為什麼華人世界不可以任由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自然發展呢？ 根據一項由香港青年發展網路進行的調查顯示，雖然 82% 受訪的香港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觸簡體字，但 78% 受訪者不同意香港捨棄繁體字而改用簡體字；73% 表示若要從頭學習中國語文，仍然會選擇學習繁體字；72% 認為繁體字才是中國文化的傳承。台灣一項民意調查也有類似結果，75% 台灣受訪者反對以簡體字取代繁體字，其中反對聲音最強的年齡層是十九歲以下的青少年，反對比率高達 92.5%；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更加高姿態地要求聯合國將繁體字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簡單地說，繁體字在港台兩地仍然有深厚的民眾基礎，這情況有如英國人推崇女王英文，美國人擁護美式英文，牙買加人支持牙買加英文，這並不會因著全球化或者超級大國具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而霎時之間改變過來。
「無限上綱」的危險性 英文「繁簡之爭」的另一個教訓，就是將一個實用性的問題，「上綱」為道德性問題，只會令爭論變得情緒化，結果造成更加割裂的文化鴻溝。前面提過，Lord Davies of Leek 認為英文的支離破碎是因為道德淪亡、人心不古。二次大戰之後，以【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而馳名的英國作家奧維爾（George Orwell）指責英國文化已腐朽不堪，政治、經濟如斯，連語文也不知所謂。那些沒有運用標準英文的人，聽見人家說自己竟然犯下 了破壞文化、破壞道德這些「滔天大罪」，他們只會對女王英文更加敬而遠之。 台灣作家侯文詠在其自傳【在生命轉彎的地方】曾經說，自己在年少時因為沒有說好國語，被中文老師痛罵為破壞中國文化的民族罪人。不幸地，歷史重複自己，在這一次中文「繁簡之爭」中，單看一些文章的題目，便可知道這次事件已經被「政治化」、「道德化」，例如：【簡體字強姦中華文化！】、【拆穿簡體騙局，抗爭仍須繼續】、【錯字霸權主義者】。不少文章批評簡體字是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前奏，是強權政治摧毀中華文化，台灣大學法律系學生張金權把這次事件和聯合國罔顧人權混為一談：「國際政治的局勢自古以來就是強凌弱、眾暴寡，從上古兩河的蘇美部族戰爭到後911事件的美伊戰爭，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似乎記憶著人類難移的本質獸性。 …海珊不在荷蘭國際法庭而在美國本土受審，就是枉顧人權；縱容美國對伊作戰，就是枉顧和平。國際和平與國際人權都可以隨著政治局勢去飄蕩不管，簡體字還是繁體字對UN來說顯然只是小事一樁。」 無可置疑，中共在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許多道德上的錯誤，但推行簡化字卻未必是一項懷著不良動機的政策；這一次所謂聯合國採納簡體字為合法中文逞誤傳，但縱使是真的，聯合國也無非方為了行政上的方便，這是否反映了聯合國縱容恃強凌弱呢？ 筆者相信，「繁簡之爭」並不會帶來任何實質性、建設性的結果，正如上面提過，文字是社會發展的自然產物，並不是一些學者、作者發表了一大串文章互舉論証反駁對方，就會有更多寫慣繁體字的人會轉用簡體字，反之亦然，這好像你不能期望紐曼、西門、沙快等作家狠批美式英語，就會有美國人對女王英語投懷送抱。相反，筆者擔心這次事件引發起許多「無限上綱」的批判文章，只會令「繁簡由之」、「繁簡並用」更加困難。 200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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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原國家語委副主任、中國社科院教授陳章太瀏覽了題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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