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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戰爭至核戰危機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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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美國【基督徒世紀】（Christian Century）最近幾期刊登了一連串反思基督教面對戰爭與和平的文章及書評，坦白說，讀了這些文章之後，筆者有點沮喪。
德國神學家支持納粹黨
其中一篇文章分析二次大戰期間和之前納粹德國教會領袖對於猶太人的敵對態度和對政府無條件的忠誠，作者沉痛地指出：後人大書特書的反納粹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牧師，無非是少數民族，當時大多數德國教會領袖、神學家都選擇相反的道路，例如編輯新約神學辭典的祈特爾（Gerhard Kittel）、撰寫近代福音神學史（Geschichte der neuern Evangelischen Theologie）的赫奇（Emanuel Hirsch）、研究馬丁路德思想的阿爾托依茲（Paul Althaus），都是赫赫有名的領袖，可是他們認同政府的的猶太人政策，覺得猶太人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他們又認為上帝啟示並不只是通過聖經和教會，亦可以藉著德國的歷史和人民（Volk）精神而彰顯出來（德國汽車 Volkswagen 的意思是「人民汽車」，Volk 就是人民）。
美國基督徒支持奴隸制度、全面戰爭
【基督徒世紀】還刊登了歷史學家樂馬可（Mark Noll）的文章和介紹他的著作【內戰中的神學危機】，樂馬可剖析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方基督教領袖怎樣扭曲聖經去維護奴隸制度，南北雙方都相信聖經，上帝怎可能同時支持兩個極端相反的立場呢？樂馬可認為這是基督新教接受了「任何人都可以按照常識解釋聖經」的惡果。
你可能會說：錯誤的一方只是堅持奴隸制的南方基督徒，林肯的一方不是正確地解釋聖經嗎？但是，另一位歷史學家史陶特（Harry Stout）指出：在內戰初期，南北雙方還遵守戰爭規矩，盡量避免傷及平民，但戰爭拖長之後，雙方求勝心切，都認為要對所有敵對陣營的人民格殺勿論，這種不分前線後方、不分軍隊平民的打法，稱之為「全面戰爭」（Total war），而基督徒認為全面戰爭跟上帝旨意沒有衝突。
借古諷今、誇大其詞
看到這裏，讀者明白為甚麼筆者會感到沮喪吧！也許，令人沮喪、挑起反思就是【基督徒世紀】想要達到的目的，對照當今國際形勢，不難看到【基督徒世紀】是借古諷今。現在布殊總統自稱是福音派信徒，很多福音派教會亦支持布殊的伊拉克政策和新保守主義，而且，布殊政府雖然未至將反恐戰爭演變為全面戰爭，但是為了求勝亦不惜採取違反人權的措施。一些對基督教沒有好感的教外人、或者對福音派印象不佳的基督教左派，都可以抓著這些把柄。
我絕對贊成基督徒需要誠懇地反思，不過，話又說回來，往往許多催逼人反省的吶喊，都需要「整色整水」、誇大其詞，例如美國女權主義者指出「平均每三個女性就有一位受到性暴力侵犯」，經濟學家列維特（Steven D. Levitt）說這無非是堆砌統計數字來引人注意；過去幾年美國商界指出印度和中國大學培養出大量工程人才，美國望塵莫及，但【資訊一周】報道：印度和中國大學的工程系畢業生數字是誇大的。其實，南北戰爭和二次大戰只是歷史長河中的兩段激流，放眼其他歷史片段，讀者可以發現：很多基督徒都支持和平和世界大同的願望。
和平運動與譴責原爆
舉例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九二零、三零年代，美國基督教積極參與和平運動，無數牧師和教會先後發出呼籲和平、裁軍的宣言，例如一九三四年教會和平聯會（Church Peace Union）發表「反戰宣言」，超過二百位社會名人聯署，包括了六十名神職人員。同一年一份問卷調查了二萬多名神職人員對於戰爭的看法，其中一萬三千人表示個人不會支持任何未來的戰爭，一萬四千人表示美國教會應該以教會立場拒絕支持任何戰爭。一九三六年循道聖公大會宣佈：「我們知道戰爭充滿破壞性，這是現代最大的社會罪惡，這是拒絕基督思想，這是違反人性，這是文明的威脅。」
二次大戰之後，基督徒面對另一種道德挑戰，雖然美國是戰勝國，但以原子彈投擲廣島長崎而造成十幾萬人瞬息間死亡，這和全面戰爭沒有分別，【基督徒世紀】大字標題：＜美國的原子暴行＞（American Atomic Atrocity），單看題目，便可以知道【基督徒世紀】譴責原爆，編者認為美國基督教會應該要肩負起跟日本人和解的責任。此外，法赫德（R. M. Fagley）呼籲國家之間要竭盡所能避免「哈米吉多頓」，他認為人類無法通過世俗的方法化解核子戰爭的危機，人們必須尋求宗教方法，在上帝面前謙卑下來。
核戰危機和末世盼望
雖然筆者再沒有在初次閱讀【基督徒世紀】那些文章時的沮喪感覺，但是內心仍然有一絲絲歎息。
一次和二次大戰之間，那些推廣和平、充滿善意的基督教領袖，卻不知道他們竟然無心地為希特拉逐漸坐大造成了有利的國際環境。由於人民反戰，歐洲戰事展開之初期，羅斯福總統只敢祕密地和英國首相邱吉爾通訊，並且祕密地向英國輸送援助，因為在珍珠港事變之前，任何以武力制止軸心國的的建議都會受千夫所指。我當然不是批評那些基督教領袖，假使我身處那個年代，目睹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我也會作出同樣選擇。
二次大戰之後，當基督教領袖繪形繪聲地形容原子彈的可怕時，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後來核子武器竟然受到某些基督徒的「歡迎」。一九七零年代不少基督徒認為核戰危機顯示出未世即將來臨，當時宣揚這論調的代表作是【曲終人散】、【哈米吉多頓】，彷彿核戰危機是可喜可賀的事情。不過，筆者並不會嚴詞批評那些信徒，坦白說，在一九七零年代筆者亦堅信末世快到，發生任何戰爭，我都會看成是末世徵兆，耶穌不是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嗎？這樣看來，彷彿戰爭越多越好，不自覺之下我對人間苦難竟然變得「幸災樂禍」。如果說南北戰爭時的美國信徒、納粹德國下的基督教領袖是盲目，如果說二次大戰前和平運動的基督徒想法天真，那麼七零年代的我，無非懷抱著另一種盲目和天真。
我並不是以「今是而昨非」這個可能性去鼓吹不要選擇任何立場，但是，我要對自己的抉擇負責，要願意承擔一切後果。一絲絲歎息，終於化成無聲的禱告。
200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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