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應銀狐先生
余創豪
再次多謝銀狐先生的批評，限於時間，我只能草率地作出以下回應。
關於情緒化字眼的問題，實在不容易討論，可能大家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尺度有異。
李天命教授說：「有此幻覺（神旨說、真理的幻覺）的人，以為自己尋找到了放諸四海而皆準、証諸百世而可行的絕對真理，往往就會以真理使者自居，進而產生一種要替天行道的狂熱情緒。這種真理使者的心態是極其危險可怕的。」（頁一四三）請問李教授，以上這些說話是否猜測對方的心理動機呢？是否情緒化字眼呢？是否採用標纖的人身攻擊呢？聽到這些說話時，我不禁要推敲李教授的心態，從而決定是否要跟他再討論下去。
類似的例子還很多：「狂妄自大，狹隘排他」、「黔驢之技」、「山頭教主」……不過，如果對方說這是 call a spade a spade，那麼我也無話可說了，也許我不懂語理分析之奧妙。其實，很多東西都沒有絕對客觀標準，除了「情緒化字眼」之外，色情與藝術亦無定論，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完全無法區分情緒化與非情緒化、色情與藝術。
銀狐先生指出：「有關美國各大學會的規則，時至今日我還是看不見余君對之有所交代。」白人君亦說：「最令人詫意（sic）的是，竟有想作基督教護法的人，公然宣稱『如果要討論的話，我們需要依從美國心理學會、美國統計學會、美國數學協會、美國哲學會……等學術機構定下的規則。』首先，這些學會是否有定下甚麼討論規則，己十分可疑，如有，請余文作者不吝見告，列名出處。但有一點肯定的是，這些俗世學會，如有甚麼規則，必不會假定神的存在，事實上，這些學科的研究，亦無須在有神的存在的假設下進行。有趣的是，如今，竟有詞窮理屈之基督教護法，妄想伙同一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甚至對宗教問題漠不關心的人，組成現代十字軍護教大聯盟，標舉非基督教的規則去辯論上帝之存在，怎能說日光之下無新事？」
以下是摘錄自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二零零一年第五版）：「這政策要求美國心理學會出版作者避免令人難以抹去的侮辱性態度（perceptuating demeaning attitude）……。」學會又要求作者將自己代入對方，「如果你覺得受到排擠或者攻擊，你的材料需要改動。」「對標纖敏感，尊重人們的喜好，稱呼他人喜好的名字，若可能的話，避免標貼人家。」學會建議若真的需要使用標纖，這個標纖不可以是「侮辱性」（pejorative）、「攻擊性」（offensive）。「若果人家有此感覺，你需要尋找中性的語詞。」例如「劣勢文化」暗示一種普遍文化標準，「男人與妻子」引申為女性的角色以男人為中心……，這些詞語都需要避免（頁六十一至六十五）。
以下是一些實例：當我讀心理學時，有一次在論文中寫了「不幸地」（unfortunately）一字，指導教授將之刪去，改為中性的「然而」（however）；讀哲學時，有次在論文中用了「指控」（charge）一字，教授用比較溫和的「批評」（criticize）代替。
哲學家奎因（Quine）一生愛跟另一大師卡納（Carnap）唱反調，其一九五一年經典之作《經驗論的兩個教條》，把卡納學說反轉過來，但在第一頁奎因說自己欠了（my debt to）卡納跟他討論的恩情。以「典範說」（paradigm）馳名的科學哲學家龔因（Kuhn），與韓普（Hempel）對理性選擇的看法有所出入，在一九八三年美國哲學家會議，龔因評論韓普的學說，他讚揚韓普為追求真理而辯論，而非為求勝而辯。
費沙（Fisher）是現代統計學之父，費沙曾經檢驗遺傳工程學之父曼杜（Mendel）的研究，在一九三六年，費沙發表一篇論文，指出曼杜之研究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費沙說：「在處理事實時，曼杜採取了過度和不必要的自由態度……曼杜在維也納學習數學時，很少留心於或然率理論，但是他也曾參與和統計學有關的科學研究，例如氣象學、太陽黑子，很難想像，他身邊沒有書籍或者朋友幫助他客觀地分析資料。」費沙的意思是：曼杜解釋資料時太隨便，自己所受訓練不足，又沒有查看參考書或者請教專家。在文章結尾費沙仍然十分客氣地說：「可能以往的實驗令他對自己的理論有一個誇張的印象，他太清楚在實驗中預期什麼，所以他的實驗只是用來示範遺傳基因理論，而不是為了啟蒙自己。」簡單地說，曼杜先有結論，後有實驗，但費沙用字卻十分小心。
當然，我不是說那些學者從未試過出言不遜，正如銀君指出，即使耶穌也罵人，但日常說話是一回事，公開的學術討論又是另一回事。若我討論進化論或者無神論時這樣寫：「相信進化論和無神論的人有某種幻覺，以為自己擁有絕對真理，他們是狂妄自大、狹隘排他的山頭教主。竟有詞窮理屈之進化論護法，妄想使用黔驢之技，迷惑人心，怎能說日光之下無新事？」我相信很多出版社都不會刊登我的文章。
現在再回到能否考慮動機、情緒等心理因素這問題，其實李天命教授已有答案，在本文與我上一篇文章中我已先後舉出兩個例子：「真理使者的心態是極其危險可怕」、「這些人的絕對真理往往跟個人利益、面子、狂妄心態、安全感等等因素掛鉤」。銀君說：「若要找出一個人的行事動機，實在談何容易？」那麼李教授又何以能知道「真理使者」的內心世界呢？
關於瑪嘉烈．蜜特的研究、心理測試、政治評論，只是作為考慮心理因素的例子。金錢動機或政治立場，並非是唯一的心理因素，而心理亦非唯一在考慮之列的因素。銀君說：「本人又不禁依樣畫葫蘆地反問道：『難道往後而來的學者所持的動機又是追查真相嗎？豈不是存心要推翻瑪氏以大作文章嗎？同樣，這樣從動機著眼去進行批判，我認為並無不妥啊！』」。若銀君能羅列証據，當然並無不妥。
事實上，心理因素之考慮，見於各門各科中，例如在政論中，一些中國學者批評某大國是霸權主義，人民心態傲慢，某些政策是為了擴充霸權，若一個人的行事動機尚且難測，更何況是整體國民和整個政府決策層呢？應用在政治經濟角力的遊戲理論（game theory），就是心理戰。在科學史中，學者亦加入心理層面的分析，例如大衛侯兒（David Howie）研究或然率的發展史時，他指出費沙堅持客觀或然率，其動機之一是整合遺傳學與進化論，而電磁學家麥斯維（Maxwell）接受以或然率看世界事物，是源自其基督教信仰。我再強調，以上只是例子，並非所有政治學、經濟學、科學史都牽涉心理學。
銀君又說：「我認為余君若真的想他的護教之道真的能為萬世信徒帶來益處，那便必須提供足夠的工具教導信徒如何直接了當的指出別人的動機之餘又不會冤枉好人。」這恐怕要另文討論了！
200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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