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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著問號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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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沒有參加政治社會行動？ |
余創豪
在過去二十多年，我的信仰模式可說是繞了一個大圈子，我由本著社會關懷的精神、積極地參與政治社會行動，轉移到現在只是教兒童主日學、帶領團契聚會等傳統教會活動中。為什麼自洛桑會議之後、福音派積極投入政治社會之際，自己卻好像開歷史倒車呢？我寫這篇文章，無非為了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我絕對沒有意思說這一條是唯一正確的道路，我更加不能以偏概全地否定全部社會關懷、政治參與的價值，充其量我只能說：自己的選擇，是基於自己有限的經歷、見聞，與及按照自己的良心、理性、和對信仰的理解。
年少時自己首先參加天主教會，後來轉去了一間具有濃厚反智精神和強調屬世屬靈二分法的教會，離開教會之後，我反省到絕對主義、封閉系統的問題，自此之後，我決心從今之後不再人云亦云，對任何問題都要尋根究底、仔細比較不同的觀點。可惜，這種態度在福音派教會亦不受歡迎。
當時有一位基督教領袖發表了一篇文章，令我得到很大鼓舞，以致在不諒解之中，我可以繼續披荊斬棘，他說：「福音派信徒認為已經擁有真理，但普世派信徒卻背著問號做人。」為此之故，我開始參加某些積極地獻身於政治社會活動的基督教團體，不過，「背著問號做人」是一個遠大的理想，但實際怎樣又是另一回事，在神學知識方面，無疑那些基督徒比基要派、福音派信徒更加廣博、更加開放，可是，在政治觀點、社會問題分析方面，那些基督徒之立場堅定，卻與基要派、福音派別無二致。而且，在福音信息的詮釋方面，更加令我感到模糊不清。
當時香港仍然在英國殖民地政府統治之下，那些關懷社會的基督徒，強調要通過鬥爭手段對抗港英政府不公義的政策，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面對另一個有更多不公義政策的政權，他們卻強調對話、復和，並且批評非黑即白的鬥爭態度。在某期基督教刊物上面，一位領袖撰文表示：社會主義比起資本主義更加符合基督教精神，因為前者的目標是平等，後者卻鼓勵人自私自利，當時我沒有受過哲學和社會科學的訓練，但心中已是疑團四起，我心想：目標是一回事，但是達到目標的手段卻是另一回事，試問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有那方面可以和基督教信仰相容呢？
有一次我參加一個由某基督教團體主辦的工人活動，在那本由該團體印製的詩集中，我竟然看到瞿秋白的〈共產國際歌〉！〈共產國際歌〉宣揚徹頭徹尾的無神論，為什麼會出現在基督教的詩集裏面呢？到底他們是否認為激勵工人跟資本家鬥爭，比起靈魂得救更加重要？我不禁質疑：到底他們是服侍基督、關注弱勢社群，還是服侍和關注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
冷戰結束之後，以上的事件似乎已成明日黃花，然而，彷彿高舉政治意識形態、過於高舉基督的態度，在許多政治社會的評論、行動之中，又借屍還魂。舉例說，巴爾幹半島衝突源於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波斯尼亞人受到大屠殺的悲慘遭遇，並沒有喚起某些和平組織、人權組織的關注，更遑論大規模的反戰示威。一九九三年聯合國將沙賓力加（Srebrenica）劃定為「安全區」，並且派駐了一支由一百一十名荷蘭軍人組成的維和部隊。可是，一九九五年，塞爾維亞視聯合國如無物，長驅直入沙賓力加，屠殺了九千名波斯尼亞回教徒，荷蘭軍隊勢單力薄，只有完全不抵抗。一九九九年，在巴爾幹危機拖延了幾乎十年、而又証明了聯合國的象徵式武力完全沒有阻嚇作用之後，北約開始轟炸塞爾維亞以制止阿爾巴尼亞人受到迫害，突然之間，無辜的南斯拉夫人民卻受到廣泛關注，「以暴易暴」的北約受千夫所指。同樣，前蘇聯撤出阿富汗之後，阿富汗陷於連年內戰，塔拉班政權以殘暴的手段壓迫阿富汗人民，這些弱勢社群的命運卻無人過問，「九一一」之後，盟軍向塔拉班政權開戰，忽然間，關懷阿富汗人民和抗議「以暴易暴」的聲音連綿不絕。
歷年來以巴衝突都是國際焦點，一位基督教領袖一口咬定：「以色列復國是不義的。」為巴勒斯坦人請命的基督徒亦大不乏人。除了以巴衝突之外，世界各地還很多「熱點」，例如土耳其和庫爾德人的衝突、斯里蘭卡政府和泰米爾猛虎游擊隊的鬥爭、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的流血……，這些鬥爭都沒有超級大國的直接介入，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如此，故此沒有人為弱勢社群仗義執言，和細心推論那一方是不義。
似乎，「不要以暴易暴」只適用於北約、美國、以色列，這訊息的對象不是米洛舍維奇、賓拉丹、哈馬斯。「背著問號做人」是我的宗旨，撫心自問，雖然我有特定的信仰立場，但我並沒有預設的政治結論，我曾經寫過不少文章批評西方、美國、以色列，可是，很多時候，通過資料搜集和仔細分析之後，我實在無法接受非黑即白的一錘定音。再者，即使有預立的假設，本來大膽假設、小心求証亦無妨，可是，讀過統計學的讀者都知道，未必所有資料都可以適切地套入假設的模式中，誠實的研究員應該考慮正反雙方的例子，對不能解釋的資料要作出殘差分析（Residual
analysis），遺憾的是，許多基督徒、甚至乎基督教領袖，都只是在政治評論、社會分析中採取片面的資料。
種種跡象難免勾起我從前的疑團：到底在種種義正辭嚴的政治評論、社會行動的背後，是什麼一回事呢？到底神的榮耀、人的幸福，是否終極目的呢？還是成為了宣揚某些政治立場的手段呢？
以上所說未免有點「言重」，話又說回來，我相信一些基督教領袖是飽學之士，未必抱著非黑即白的簡單政治觀，但是，在推動群眾運動時，就需要將訊息簡單化，有時甚至需要情緒化的訊息，才可以刺激起群眾的積極投入。不過，這取向與我「背著問號做人」的精神格格不入。若果以半頁紙否定巴特神學、一頁紙抹煞田立克神學是不負責任、對讀者不公平的話，那麼，以兩頁紙為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幾千年的歷史脈絡，作出斬釘截鐵的結論，又是否負責任和對讀者公平呢？
上述的提問並非只是針對某派的基督徒，事實上，即使有些注重傳統福音訊息的福音派領袖，在時事分析中亦令我如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最近聽一位極有名望的講員對世局的分析，他指出自保羅之後，二千年來人類的道德一直沒有進步過，相反，世界越來越敗壞，貪婪、自私成為普世性現象。他舉出的例子包括中東局勢、香港政黨政治的亂象，而人類越來越自私的原因之一，是資本主義的興起，資本主義的教條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起初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誤解了講員的意思，於是將這講座的鐳射光碟再重播一遍。肯定了自己沒有聽錯之後，我更加擔心聽眾回應政治社會事件的基礎是什麼。
曾經受過嚴格統計學、社會科學訓練的黃國棟醫生，將會出版一本很具震撼性的新書，在這本書中他指出：並沒有社會科學的証據，支持「人類沒有進步、世界漸漸敗壞」的說法，往往基督教作者先下結論，然後「印象式」的在政治、社會事件中抽出世界敗壞的証據。我十分同意黃醫生的洞見，回顧歷史，放眼現在，同樣我們可以找出許多人類進步的証據，例如專制政體在歐洲煙消雲散、奴隸制度在美國成為歷史陳跡、黑人民權取得重大進展……；至於所謂政黨政治的亂局，其實是邁向民主化的代價，畢竟，多黨政治總勝過一言堂，這又豈是世界越來越敗壞的証據呢？那麼，資本主義是否人心漸漸趨向自私的原因呢？沒有歷史和社會科學的証據顯示：在封建主義、社會主義、前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人比較不貪婪。而資本主義亦不能簡單化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對市場經濟的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有深刻研究，他指出：史密斯經濟學十分以人為本，史密斯強調經濟活動之目的之一是提昇人的能力，「讓他不會在公眾面前蒙羞」（appear in public without shame），換句話說，自由經濟的「自由」，是得到基本尊嚴的自由，而不是毫無節制、不管尊嚴、損人利己的自由。
二十年前，吳主光先生曾經說：有些本來十分受人尊重的牧師，對政治社會事件發表意見之後，反而失去人的尊重。我對吳主光先生的福音、護教著作有很多批評，但我卻同意他以上幾句話。我知道自己跟著要說的話會得罪很多人，希望弟兄姐妹明白我是憑愛心說誠實話：我要對政治、社會事件作出分析研究時，我不會嚴肅地對待一般基督教的刊物，我會參考嚴謹的歷史學、社會科學、統計學、政治哲學的作品。
當然，我無法保証經過詳細研讀而來的見解就必定正確，但經過努力之後而犯下的錯，總算是一個誠實的錯誤，而且，我相信這樣雖不中，亦不遠矣。古希臘哲學的斯多亞學派（Stoics）相信：世界是可知的，因為「上天」不會創造一個迷惑人的世界，令人無論怎樣努力也徒勞無功。同樣道理，我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他不會故意令這世界混亂難解，最終一切無法判斷，若然的話，人就不需要自己的思想言行負責，將來在審判台前，我大可以說：「我已經盡了力，是上帝你自己令世界真偽難辨。」
在這個追尋的過程中，我必須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冷靜的頭腦，我不願意被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牽動，也不願意身不由己地在群眾運動中宣揚簡單、甚至是誤導的訊息。但是，我對自己與政治社會行動「保持距離」卻沒有歉疚的感覺，正如上面所說，我相信上帝令世情可知可測，每個人都會直接向上帝負責。
現在，自己採納了一種變相的屬世屬靈二分法，在教會中我維持著傳統的信仰模式，跟自己深入討論政治社會問題的朋友，未必是基督徒；另一方面，我將自己社會科學、倫理學的研究論文，投稿予世俗的學術期刊，說真的，這種論文在基督教圈子裏面沒有很大市場。
經過二十多年，我好像只是繞了一個大圈子，我衷心感激二十多年前提醒我「背著問號做人」的那位長者。也許，我「背著問號做人」而得出來的結果，並不是那位在政治社會前線上的長者所預期的，但無論如何，在此我希望薪火相傳，下一代的基督徒也可以「背著問號做人」。
200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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