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赫特「愛上了」綁匪
幾年前筆者有緣參觀了美國已故報業大王威廉赫特（William
Hearst）位於加州的赫特別墅（Hearst
Castle），這氣勢非凡的別墅，曾經上演了赫特家族傳奇性的故事，赫特家族中有一位極不尋常的成員，她就是威廉赫特的孫女帕蒂赫特（Patty
Hearst）。本來，帕蒂赫特過著一般富家女的安逸生活，可是，一九七四年某日，她的命運徹底地改變過來，一個名為「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的左派組織，在那一天將她由加州柏克萊的寓所中綁架出來。被擄掠之後，帕蒂赫特不斷受到綁匪性侵犯，赫特家族與警方多次嘗試營救她而失敗，但令人吃驚的是：兩個月之後，她宣稱自己參加了共生解放軍，認同了其政治主張，她並且跟隨「戰友」持械行劫一間三藩市的銀行。一九七五年，包括帕蒂赫特在內的共生解放軍被繩之以法，帕蒂赫特被判七年徒刑。
怎樣去解釋帕蒂赫特的個案，一直受到心理學家的爭論。到底帕蒂赫特是否被洗腦而改弦易轍、還是在被綁架之前她已經認同了左派的意識形態呢？這是不是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的典型呢？所謂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指被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他，因為失去自由的人質在什麼事情上都要依賴綁匪，所以不知不覺之間對綁匪產生情緒上的依附。日本有一系列名為【禁室培慾】的電影，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發揮得淋漓盡致，大致來說，電影的內容是關於一名色情狂綁架了一個少女，但最後受害者愛上了綁架者。其實，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並沒有受過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病學家的詳細研究，今年英國一群精神病學家發表了一篇論文，質疑所謂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一個都市神話，他們指出許多個案都經過傳播媒介的扭曲和喧染，原始資料缺乏可靠性。
著名美國作家弗拉納根（Caitlin
Flanagan）並不是心理學家，由於她沒有心理學家的包袱，故此對於帕蒂赫特的反應，她採取直截了當的解釋，弗拉納根認為：「她（帕蒂赫特）發現了一種停止被強姦的方法，那並不是頑強抵抗，而是愛上其中一名強姦者。這途徑很有力量，通過改變自己的想法，便可以改變了事情的本質。」
說穿了，這是「酸葡萄」的精神治療法，相信大家對「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這典故已經耳熟能詳，簡單地說，既然現實無法改變（吃不到葡萄），那就熟性改變想法（我相信葡萄是酸的）。帕蒂赫特的情況卻是剛剛相反，她被迫「吞下了酸葡萄」，便只有指鹿為馬地說「葡萄是甜的。」唯有這樣，她才可以「洗脫」自己遭受的凌辱。
即使「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真有其事，那只是極其罕見的個案，但「酸葡萄是甜葡萄」的情況卻不時發生。請讀者恕我想像豐富，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中國物理學家錢偉長。
「穿了總理鞋子」的錢偉長
錢偉長在二次大戰期間於美國取得博士學位，戰後返回中國，先後出任清華大學教務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期間，錢偉長被劃為右派和反動學術權威，被迫停止所有科研工作，而且被強制勞動改造，從事掃地子類與科研全無關係的工作，甚至乎他的子女被禁止上大學。其後他被下放到農村，雖然他失去學術研究的權利，但是晚上關起窗來祕密地讀書和寫作。可以說，錢偉長的學術生涯、個人自由被粗暴地「強姦」、蹂躪。
一九六八年，錢偉長被調去北京鋼鐵廠繼續接受勞動教育的改造，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國和蘇聯在黑龍江珍寶島發生邊境武裝衝突，蘇聯坦克對中國構成威脅，這時候人們認為錢偉長的力學知識有助於找出蘇聯坦克的破綻，於是請他出來協助戰事，研究洞穿裝甲的方法。珍寶島戰爭結束之後，錢偉長又恢復勞動人民的身分，這種「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有事
鍾無艷，無事夏迎春」的態度，又如何能令人忍受呢？可是，錢偉長卻為了有機會在珍寶島之戰出力而感激萬分。
一九七二年中國派遣科學代表團到西方國家訪問和交流，周恩來選上錢偉長，於是匆忙地將他由北京鋼鐵廠召來，那時候錢偉長還穿著骯髒的工人制服，周恩來馬上召集所有自己的祕書，然後比較錢偉長和每一個祕書的身形，最後找到一個尺碼與錢偉長幾乎一模一樣的，於是叫二人掉換衣服，可是錢偉長破爛的鞋子仍然不像樣，周恩來便脫下了自己一雙鞋，給錢偉長穿上。後來錢偉長回憶起這件事情時，帶著既感激又興奮的心情說：「我穿了總理的鞋子。」坦白說，當筆者聽見這句話時，我的心沉了下去。
一個學業有成的科學家，本來應該可以穿著有體面的衣服和鞋子，但這些基本權利卻無情地被剝奪，當他有利用價值、可以拿給外國人作為樣本看看的時候，他便得到有如「皇恩大赦」般的「厚待」，為了這點小恩小惠，他便感動不已。
請讀者不要誤會，筆者絕對沒有意思將錢偉長比作帕蒂赫特，或者對他有任何不敬的意思。那時代的中國人都是身不由己，若筆者處於同樣情況，亦未必不會作出同樣反應。也許，錢偉長對迫害自己的權勢繼續保持忠誠，亦是一種「酸葡萄是甜葡萄」的心態。大戰結束之後，錢偉長為自己的去留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一九四八年他有機會前往加州噴射推進研究所工作，但他不願意宣誓效忠美國，結果不獲得簽証。如果他考慮轉向不屬於國防機密的其他物理學範疇，許多美國大學都會為他提供教席，以他的研究潛力來說，留在美國發展，他大有可能成為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簡悅威…
等這般級數的華裔科學家。
一個赤誠的抉擇，卻幾乎斷送了自己的科學前途，一九六四年錢偉長在關起門窗從事祕密研究時，撰寫了「廣義變分理論」，他把論文投遞予【力學學報】，但因為他是「反動學術權威」，所以文章沒有被採納，幾年之後外國科學家發表了類似的理論。假若錢偉長身在外國，無疑他已經變成了學術明星，儘管錢偉長先後發表了百幾篇論文，無論如何，他發展潛力肯定受到限制。設身處地去為錢偉長想，相信他必須為自己的重大犧牲，找尋一個安心立命點，或者在身經百劫之後，為國家服務便是最合理的解釋。畢竟，我並不認識錢偉長，在這篇文章的任何分析無非是揣測。
結語
雖然筆者並沒有詳細研究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但是直覺地我不相信這種綜合症能夠解釋受害者為什麼會「熱愛」迫害者。事實上，幾十年來有關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個案寥寥可數，但另一方面，「酸葡萄是甜葡萄」卻每一天在你我身邊發生。大部分人都沒有經歷綁架、強姦、反右、文革這些災難性的創傷，但人生中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不知不覺時間，我們會自我催眠，說「酸葡萄是甜葡萄」，坦白說，改變自己想法，其實並沒有改變事情的本質，那只是改變了自己以為事情是什麼本質的想法。倘若帕蒂赫特當年對自己誠實，堅持性侵犯就是性侵犯，也許她不會愛上了那名「解放軍」，其後更加不會泥足深陷而淪為銀行劫匪。酸葡萄就是酸葡萄！
